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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三次下野

 

  无论是对于蒋介石个人,还是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蒋的一生中有很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中应当包括1927年8月13日、1931年12月15日、1949年1月21日这三个日子。蒋虽然戎马一生,权倾朝野,但在以上这三个日子里也不得不低头,不得不通电宣布下野,离开炙手可热的权位。只是对于政治手腕高超的蒋来说,每一次下野都不是他权力生涯的终点,只是一个逗点而已。

  第一次下野:以退为进

  蒋介石在1927年通过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此举打乱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旋即摆到台面上。宁、汉两个国民党中央都以“正统”自居,并为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展开激烈角逐。武汉方面欲以国民党“正统”去统一南京,而南京方面则不承认“汪记”中央的正统性。相持不下,汪精卫方面唐生智部兵分三路进逼南京。唐生智还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连续通电要蒋下野。在武汉方面掀起反蒋浪潮的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也开始向蒋发难。桂系与蒋素有罅隙,加之蒋曾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在宁汉两方面的争夺中,桂系自然倒向汪精卫方面。雪上加霜的是,在与孙传芳部的数次交战中,蒋方屡屡失利,处境更加艰难。此时,蒋的得力干将何应钦面对李宗仁称蒋“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的“逼宫”默不作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次日在沪发表下野宣言。

  下野期间,蒋介石并没有闲着。通过签订密约,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日本的借款。还得到宋氏家长的首肯与宋美龄喜结连理,通过宋氏家族,蒋与美国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为其复出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蒋虽然下野,但并未失去江浙财团的支持和黄埔系的效忠;何应钦由于受到桂系的排挤也转而支持蒋;宋子文、吴稚晖等为蒋的复出展开了积极周旋。在各派系的纷争中,汪精卫很快失势,蒋又被推了出来,各派纷纷通电要求蒋复职。1928年1月9日通电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军委主席,3月7日又开始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蒋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远超下野前。

图1  1927年,蒋介石(中正)与宋美龄完婚,时人称这桩联姻为“中美合作”。

  第二次下野:暗留后路

  1931年12月15日之前的蒋介石已达到其个人生涯的权力顶峰,鲜有人预料到他会在这时候被迫下野,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内。事起于蒋与胡汉民的冲突。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为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愤愤不平。1931年2月底,蒋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而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反对,蒋竟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反蒋高潮,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九·一八”事变后,从民族大局出发,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粤方以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为由,坚决要求蒋介石先下野再商谈抗日事宜。在各方反蒋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蒋不得不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稍后再次回到原籍奉化。

  蒋介石这次下野尽管匆促,却在离位之前精心布下棋局:派亲信控制了苏、浙、赣、甘四省及中央各要害部门;授意黄埔亲信贺衷寒、康泽策划成立复兴社;批准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拿走重要档案,遣散主要职员。接替蒋执掌南京过渡政府的孙科面临着人财两空、内外交困的局面,左支右绌一个多月后即被迫辞职。同时,蒋再一次拉拢汪精卫,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两人由对手变成了盟友。随后,蒋、汪共赴南京,改组政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不久,蒋赴江西“剿共”,南昌行营行使了政府主要权力,蒋介石又成了实际上的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