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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哲学思想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

——重读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感想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

　　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12月30日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然由于对形势与任务的错误认知与判断，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借鉴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思想，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主义哲学思想，坚决拨乱反正、果断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定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孙中山面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张勋企图恢复清王朝以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并不灰心，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从哲学上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说三个方面阐述了捍卫和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与计划，以此来论证和宣传其政治革命主张。

　　1、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文学说》）。与此同时，革命营垒内部迅速分化瓦解，斗志懈怠，人心涣散：“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

　　2、孙中山认为，导致革命失败和革命营垒内部分化、懈志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受了一种“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的错误思想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学说的毒害，从而产生了轻知怯行的心理，把极难知的事看得过分容易不去探究，把极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励行。因此，他认为，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破除“知易行难”这个思想上的大敌，针锋相对地用“知难行易”说来指导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

　　3、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的观点是与真理背驰的；知与行相比，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同上）他通过对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等10项事例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并批驳“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说。如，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且最易行的事，但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就须掌握有关食物的化学结构以及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他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反对“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同上）的怯懦思想。

　　孙中山还把人类进化史与认识的发展史直接联系起来，从知和行的先后关系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行之时期。”（同上）由此出发，孙中山强调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认为死读硬记古人的言论，作一番解释，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犹如炒陈饭一样，这样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求不到新知、真知。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一个不断“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进化发展过程，理解为在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感性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强调“事实先于言论”、“经验先于理论”；强调“行”决定“知”，“知”又反过来指导”行" ；这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的狭隘理解，而且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说，“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是片面的。其实，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把人类个体的活动理解为“行”的基本内容，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这样，他在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时，就倒向了轻视人民群众的“分知分行论”。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可以把人分成三类：“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孙文学说》）在他看来，这三种人对人类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应实行绝对的分工，使“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

　　4、社会历史观。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是遵循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流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三民主义 民权主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被推翻、袁世凯的垮台、张勋的失败等等，都证明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使是不可一世的人，反抗世界潮流也都终归要失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孙中山并不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突然枝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他说：“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还大。”（《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他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了的“人力”若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一、二十年之内“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5、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三民主 民生主义》）那么，何谓“民生”呢？他说：“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同上）“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同上）把吃饭穿衣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力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这显然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和影响。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无法求助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必须从生产和分配入手去解决。孙中山洞察到造成”贫富极相悬殊" 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人类发展之功臣”（《社会主义派别和方法》），因此他同情社会主义，称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认为，与动物不同，人类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孙中山看到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却把这种发展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愿望.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广泛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或历史观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之处，同时也包含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许多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去寻求哲学武器的革命家一样，他的每一个主要哲学观点都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紧密相关。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他并没能来得及系统地整理、总结和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无论贡献或者缺陷，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任务，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1、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工作中心转移作出过极大努力，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然而，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任务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党的工作逐步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成效。

　　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领导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反复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所以现在必须加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主张。他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內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己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即开展“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邓小平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并被列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3、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宣布了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决定的意见，认为年底揭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就可以完成自已的历史任务，胜利结束了，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严重仼务摆在面前，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些意见受到了热烈拥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庙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正式作出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结束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左”的错误方针的束缚，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对于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4、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決新问题的同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党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一方面，重新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作出正确判断，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歭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俗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5、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探索中寻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厡则。

　　自党的十二大至党的二十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与创新，先后形成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还原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攻坚脱贫，全面小康，上天入地下海，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陈忠福 2025.07.26.初稿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中山著 三民主义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2、孙中山著 建国方略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

　　3、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第二研究部、第三研究部合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

　　4、《孙文学说》——孙中山唯一一部哲学专著 阿基米德FM 2021-12-30 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