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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光玉（1869—1948），字璞安，别号罗藏山人，云南呈贡人。秦光玉幼年丧父，14岁补县学生员，20岁食虞坑，23岁考取经正书院高材生，住院攻读。其间，两次赴京会试不第。1903年书院停办，改设高等学堂，任云南高等学堂历史地理教习。次年，受派赴日本学习师范兼考察学务，历时两载。于丙午回国任云南学务处，审定处职员。次年，任云南学务公所图书科副科长。1908年兼优级师范选科教育学教员。1909年兼、代云南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1910年任图书科长兼教育官、练习所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兼教务长。云南都督府成立后，任学政司图书科长兼图书博物馆长，兼任法政专门学校伦理教员。1913年任云南都督府教育司第一科长。1914年迁巡按使署教育科佥事长、兼辑刻云南丛书处编纂审查员。1916年调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1921年任省教育厅长，后认为“行政不如著书，居官有碍治学”，旋辞去。1922年任省政府顾问官。1927年任云南省图书博物馆长兼辑刻云南丛书处总经理、云南通志馆编纂。后博物馆分出设立，通志馆工作结束，即专任省图书馆长兼云南丛书处总经理。秦光玉长期担任云南教育行政工作，一生致力于教育和文化传播，曾先后创办了成德中学、求实中学等私立学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末书院停办时，秦光玉远见卓识，联名向提学使叶尔泰请求，将五华、育才、经正三所书院的图书进行汇集，成立云南省图书馆，并三次出任馆长，成为了云南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原辑刻云南丛书处总经理赵藩去世后，由秦光玉继任，继续领导这项工作。这些都为发展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秦光玉成就远不止创办图书馆、中学、领导辑刻云南丛书，更在于以教书育人为乐事。除教学外，其余兴皆在著书立说，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窗前灯下，乐此不疲，先后著书180余卷。已印行的有《教育学》1卷、《明季滇南遗民录》2卷、《名将事略》1卷，《滇南文丛录》106卷。编撰有《续云南备征志》32卷、《尚书郑说》前编2卷、后编2卷、《毛诗郑说》2卷、《礼记郑说》4卷、《论语郑说》2卷、《孟子郑说》2卷、《学庸郑说》1卷。《滇南名宦传》未印者《滇谏官传》1卷、《罗山楼文集》10卷、《诗集》1卷、《滇谚》1卷、《中国公德心》若干卷、《中国人生哲学》若干卷、《中国政治哲学》若干卷、《新旧平识》若干卷、《人谱注》若干卷、《呈贡县志》若干卷，可谓著作等身。 钱用中(1864—1944)，字平阶，云南晋宁人。钱用中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誉。未冠即寄学昆明，补博士弟子员。经正书院创办，钱以高材生入院攻读，“为院长许苟山先生所赏识”，1891年乡试即中举人。次年会试不第，仍肄业于经正书院。凡中外新出书报，都不遗余力购求。常对人讲国家大事，宣传新思想，并萌生创办“日报”念头。1898年，赴京会试遇康有为，康颇赏识钱的文章，两人交往频繁。法国欲修滇越铁路的消息传到京师，钱出于爱国爱乡，联合向乡籍京官及公车举人，上书总理衙门。请转奏皇上，阻止修筑铁路。法国公使闻之，使人施以恫吓。钱用中慷慨凛然，说“得祸一己身受，不累他人”。返滇后，时任迤南道陈灿、普洱知府陈宗海创设“宏远书院”，聘钱用中为山长。后开办中学，又聘充总教习。1904年，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进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1906年回国，任云南省学务处学绅，不久又改任提学使司实业课长兼总务课长。云南教育总会之建立，即钱用中一手筹办而成。钱用中在会内编刊《云南日报》，是为云南出版日报之创始者。钱用中长期在省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任职，曾任省教育厅总务科长，经费稽核委员、省教育总会干事，省会师范及昆明等十一县联合中学校长等职。曾出席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全国师范校长会议。还被选为省议员、省政府秘书等。然一生主要精力皆倾注于教育管理之上，“六区师范之推广，边疆小学之扩张，各县中学之倡办，运筹帷幌，功非小补。而全省教育经费之独立，以其力争而维持之，为全省教育人士所称道。”退职以后，以乡望所属，被聘为昆明劝学所所长。当是时，昆明兴办市政，划城郊为市区，其原设小学亦拨交市区管理，钱乃专其力以整顿。乡保学校，划定经费，稳定其基础，增加设备，充实其内容，甄别师资，拔取其优秀。更节省浮费作余力之储备，使昆明全县教育事业更趋于稳定健全。为适应社会需要，钱用中先后筹设了东波、日新、玉案三所中学，“昆明普通教育之设施于是始告完成”。钱用中常说“晋宁为生我之乡，昆明为长我之乡”。其热心发展家乡教育之精神，十分感人，传为佳话。晚年，钱用中潜心于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所谈必及夫学，析理精微，听者忘疲”。其著作、文章有《思诚斋文抄》甲集4卷、乙集2卷、《中国社会总改造》2卷、《我之国民改造观》1卷、《中国宪法草案大中华建设新论》3篇、《思诚斋联语》10种等。抗战期间，敌机常轰炸昆明，钱用中以古稀开外之年，归故乡隐居，病卒于晋宁乡中。

　　陈启周（1865—1948）字西屏，思茅县人，是云南著名的“清官陈大爹”。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之后由思茅选送昆明经正书院，为高材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优贡赴京朝觐，授任广西镇安府奉议知州，后因母亲病逝，回思茅奔丧。在思茅当地官绅、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下，出任思茅思诚书院山长，为思茅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还被时任迤南兵备道陈灿、普洱知府陈宗海聘任为光绪《普洱府志》分纂，参与了光绪《普洱府志》的编撰。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墨江县、禄丰县、昭通县、镇雄县知县。1920年后又历任邓川、玉溪、昆明、泸西县长。每次公事下乡，皆自备伙食，不受请吃。为官数十载，历官近十县，皆末置田产，两袖清风，被民众称为“清官陈大爹”。龙云执掌云南政权后，回昭通探亲，得知陈西屏大名，遂聘其为家庭教师，教导其子女。1931年龙云委派他担任云南造币厂厂长、1932年担任云南海关监督，陈西屏出污泥而不染，高风亮节，始终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刚正不阿。被当时政界和百姓戏说为“睡在钱堆上都不会发财”的憨包官。陈西屏喜作诗书画，绘画擅长山水及工笔花鸟，诗词、楹联亦有较高造诣。陈荣昌宗师曾撰联赠他，称其“三绝诗书画，一官清慎勤”。

　　“经正书院三大宗师九十余高才”对云南历史文化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们矢志改变云南教育文化长期落后面貌，实现了云南自有科举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在经正书院存在的这段时间，宗师循循善诱，孜孜不倦；弟子闻鸡起舞，宵衣旰食，勤奋上进，一直期待云南科举的会试成绩，这一标志性指标的突破。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一批经正书院高材生终于不辜负朝野上下的翘首以盼，脱颖而出，在清末最后的20年内，也是在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至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长达1282年的中国科举史、从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开始的，长达492年的云南科举史的最后阶段，创造了云南科举史上最后的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在经正书院存在的13年中，就有张学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熊廷权（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李坤（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袁嘉谷（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状元）、施汝钦（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吴琨（光绪三十年进士）、陈度（光绪三十年进士）等荣登进士金榜。现择其几位，简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