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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的轮船

　　1910年，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其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各地此起彼伏，同盟会在四川各地积极开展活动。辛亥革命后，卢作孚从狭义的政治革命抱负，转为投身社会变革。

　　学界把卢作孚的一生划分为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乡村建设几个阶段。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写道，1910年，卢作孚在成都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又和广大群众及罢课学生一起投身辛亥革命。由于距今时间久远，涉及卢作孚参加辛亥革命的第一手史料都已散佚。近年，有研究者认为，现在流传的卢作孚革命救国等早年经历，仅为其亲属回忆文章所述，同时也没有卢作孚相关自述，因而存疑。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加入同盟会

　　卢作孚纪念馆，是重庆北碚一座具有巴渝建筑风格的四合院，为江巴璧合（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旧址，嘉陵江从纪念馆门前经过。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时，就在这里办公。

　　在这座由原来三进三重殿改造的纪念馆内，陈列着大量图片和实物，并还原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场景。大厅里，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全力投身抗战和迎接解放的音像资料正在循环播出，生动展示了卢作孚多彩传奇的人生。不过，纪念馆对卢作孚革命救国经过的介绍却几近空白，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　　 1940年，卢作孚在国民政府交通部讲习班演讲时自述，“18岁起在社会上奋斗”，他回忆自己早年的奋斗历程“不是错误，便是失败”，因而讲课内容后来以《一段错误的经历》为题发表。这里的18岁为虚岁，指的是1910年，正是在这一年，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

　　卢作孚加入同盟会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他喜欢把感想写成文章，给成都的报刊投稿。据说，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按照作者留下的联系地址找到卢作孚。当看到瘦小且青涩的卢作孚时，来找他的同盟会会员甚为惊奇，因为很难把这张稚嫩的脸庞和那些老练的文字、睿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引荐下，卢作孚成为四川当时年纪最小的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前，在成都求学的卢作孚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外各类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量著作，提出了许多超乎年纪的独到见解。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实践，让寻求救国之路的卢作孚产生共鸣。从此，在他的文章、讲演乃至生活、工作中，都深深烙上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印记。

　　少年老成的卢作孚思想活跃、目光敏锐。他清醒地看到，在君主制下，“大家满怀着个人的理想——如何发财，如何升官，如何扩充自己的地盘，如何装点自己的门面”，人群缺乏公共理想，为国为民只是一句空话。在走向共和以后，“要把大家的理想，从个人身上移到公众身上。要一心一意为公众打主意，不要再为个人打主意”，这成为卢作孚经常思考的问题。

　　卢作孚一边如饥似渴地自学，一边在补习学校以教书谋生。其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在各地此起彼伏，同盟会在四川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为同盟会发展组织的首选对象。四川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多是留日学生，他们回川后，不少人进入学界，把学校变成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如成都的叙府中学、第二小学等学校，成为革命党人聚会的重要场所。

　　据杨兆蓉的《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成都加入革命党的“学生周流不绝，铁道、师范、法政各校与陆军小学都有，尤以中学为多”，仅一个月，经杨兆蓉之手加入同盟会的“计在百人以上”。到辛亥革命前一两年，各学校大都在“党人掌握之中”。因此，革命党人在四川已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卢作孚加入同盟会，投身到疾风骤雨的时代洪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加保路抗争

　　辛亥革命首义在湖北武昌，导火索却是四川保路运动。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卢作孚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剧烈社会变动中，开启了改造社会的艰难探索。

　　1911年，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起因是清政府强行将民商办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不久后又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从而激起民众强烈反对，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会上群情激愤，哭声震天，一致呼吁：罢市罢课，抗捐抗税。各地保路同志会相继成立，入会者规模迅速发展，达到数十万人。

　　有关卢作孚在成都参加保路运动的情况，仅见于卢尔勤、卢子英的回忆。他们说，卢作孚积极参加了“声援保路同志会反对满清政府假‘川汉铁路国有’滥借外债的斗争”，除此之外没有更详实的史料。不过，联系卢作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壮大民生公司、一统川江的过程中与洋轮斗争，以及抗战时期诸多不凡的举动来看，身处保路运动中心的他，不可能游离于爱国运动之外。

　　事实上，卢作孚推崇的张澜、张森楷等人都参加了保路运动。张澜年长卢作孚21岁，两人很早相识，后成为至交。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张澜发表演说：“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卢作孚在瑞山小学读书时，曾听过张森楷讲课，一直以私淑弟子自居。张森楷十分赏识卢作孚，后来主持《合川县志》编纂时，邀请卢作孚参与编写。保路运动爆发时，张森楷在成都高等学堂等学校担任国文、历史教员。为建川汉铁路，多年来，他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全部入股，且年年加股。张森楷也在会上疾呼：“借债修路，断断不可！我们四川有七千万人，只要节衣缩食，再难，我们也能自己修。”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殿俊等保路领袖。闻此消息，成都市民沿街鸣锣，自发奔向督院街示威请愿。赵尔丰下令开枪，数十人倒在血泊中，一片哀嚎，死者从束发少年到白首老翁皆有，惨不忍睹。卢作孚毫不畏惧，他在激愤的民众和学生队伍中奔走呼号。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防止走漏风声。革命党人则以“水电报”方式传递信息，予以反击。他们在几百块木板上刻字：“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刷上桐油，裹上油纸，投入河中。木板随江水漂流而下，血案的消息很快传至沿江州县，一传十，十传百，愤怒的民众纷纷向成都挺进。清政府只得抽调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这造成武昌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王朝被推翻，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

　　年轻的卢作孚，与成都广大民众和学生一起，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参加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的硝烟散去，卢作孚被新成立的四川都督府委任为川东奉节的“夔关监督”，年俸4万两银。在众人眼里，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肥缺。奉节，又名夔府，位于长江上游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口，为出入四川的咽喉要道，过往船只都要向夔关缴纳税金。夔关监督不仅俸禄高，还有“灰色收入”。在清代，蔓州关监督是由州知府兼任，每年定征解银16万两，超出者归监督私有；另外监督还有其他收入，每年不下10万两。

　　卢作孚与夔关光复没有任何渊源，年纪又轻，何以被任命为夔关监督？

　　年长卢作孚5岁的徐堪，原名徐代堪，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的第一任夔关监督。徐堪早年为同盟会成都支部成员，1910年初考入成都的四川高等警官学堂。和卢作孚一样，徐堪也参加过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徐堪率领警官及陆军学校学生十余人，赴川北一带策动民军起义。途中，徐堪得知重庆独立，便率队连夜赶到重庆。在此前一天刚成立的重庆蜀军政府，委任徐堪为第四标统。1912年3月，徐堪调任夔关监督，他改革旧制，点滴归公，到年底征解银达40万两。1913年8月，熊克武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号召，在重庆通电讨袁。徐堪以夔关征解的银两支持讨袁军，因此他还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不得不逃亡上海。

　　可见，夔关监督确实位高权重，且油水多，其职务任免竟然惊动北洋政府最高层。另外，特殊时期的职位升迁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徐堪在任夔关监督之前的两年，只是四川高等警官学堂学员，辛亥革命之初仅为十多人的一个头目，任夔关监督前半年才被提拔为标统。

　　即便夔关监督这个肥缺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卢作孚依然“因感无甚意义，故谢绝”，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辞官不就。联系到卢作孚后来的人生经历，他曾有多次走上仕途和获得优厚报酬的机会，但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的他，总是再三推辞，这也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的性格。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虽被推翻，但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无数革命党人遭到清算甚至杀害。1913年，亲袁的胡景伊担任四川都督，命令手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成都街头的士兵人数骤增，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补习学校的同事们为卢作孚担心，纷纷劝他赶快离开。卢作孚不得不离开学校，先是隐蔽起来，后来悄悄潜出成都，准备返回老家合川避风头。

　　当他行至大足县龙水镇时，正逢当地驻军在四处抓人，凡是操着外乡口音、读书人模样的，只要有一点革命党人的嫌疑，都不放过。半夜时分，一群士兵闯进卢作孚住的客栈，不由分说地将他和另一位同行者押走。那位不知名的同行者被枪杀，卢作孚则被带往大足县城。

　　过堂时，卢作孚异常从容，只说自己是个穷书生，因家有急事而返乡。座中有位乡绅，看到长相清秀的卢作孚像读书人模样，起了恻隐之心，要求他背一段古文以自证身份。平素极爱韩愈文章的卢作孚，不慌不忙地将《祭十二郎文》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一遍。这位在当地颇有威望的乡绅大概是受到感染，念在卢作孚是“斯文一脉”，便作保释放了他。

　　脱险后的卢作孚为了避难辗转奔波，到处风声鹤唳。途中，他寄宿于一家客店，店主是一位善良的老人，他告诉卢作孚，合川那边也在抓人。次日天未亮，店主就打开店门，送卢作孚出发，临别时再三叮嘱他，千万不可回合川。

　　卢作孚转道重庆，发现这里同样风声吃紧。在友人推荐下，他赶往川南，在江安县县立中学担任数学教师，暂且谋生。

　　在江安的这一年，卢作孚很是迷茫和困惑。许多尖锐的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让他寝食难安——辛亥革命的结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自己所憧憬和曾经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为什么会付诸东流？革命党人不惜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为什么却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灾难深重的祖国如何才能摆脱苦难、走向富强？他仔细阅读在当地能获得的所有报刊，了解全川及天下大势，渴望从时局变化中觅得转机。

　　从军阀屠刀下侥幸脱逃的革命党人纷纷奔赴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卢作孚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他希望在上海找到新的出路。

　　1914年夏，卢作孚辞去江安的教职，向友人借得20元钱，从重庆乘坐“蜀通”沿江东下，七八天后，船抵上海。一上岸，他就急忙去找先前从四川来的那些“革命同志”。

　　按理说，劫后余生，战友重逢，卢作孚应该高兴才是，可是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旅居上海一年，卢作孚的人脉网络得以大大拓宽。当时，上海革命圈内鱼龙混杂，昔日革命阵营的同仁大多已对前途不抱希望。对于旧友们接近放弃的状态，卢作孚从心底感到无奈。

　　1914年底，卢作孚为考察政局，专程去了一趟京城，北京的情况与上海不相上下，北洋政府大小官僚们利欲熏心，官场一片乌烟瘴气。不久，他又折回上海。他感叹，北洋政府官吏“大多为腐败之徒。做的事情并不能使人满意，当然也不能使国家进步”。到了这时，他心中再图大计的幻想已经破灭，为了国家前途，也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他不得不再寻出路。

　　卢作孚生前多次谈及辛亥革命。在1938年10月10日，庆祝民生公司成立十三周年纪念会上，卢作孚在讲话中大段提到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卢作孚曾说：“在革命高潮中，人人讲革命，请观察我，我是不讲的，三五年后，大家忘记了革命那一天，请来看我。”1927年，卢作孚应邀为培训川军授课，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当时，民生公司已经起步，北碚建设正要启动。只不过，此时的卢作孚对往事已不愿再提。

　　此后，卢作孚对救国之路的探索片刻也没有停止，只是他的视野开始转换，关注重点从狭义的政治革命抱负，转为更为广义的社会变革。

　　（作者王斌系江苏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