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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中午12:41分，我发微信二三道友：

　　“2023年1月12日中午12时30分，正执笔为冯先生重画《中流砥柱有蟠龙(鄂州观音阁)》，突然得悉先生仙逝，掷笔长叹：天逝英才！”

　　茫然当中，我随微信附两图：一为《鄂州观音阁》，一为先生在吊针下书稿之图照。另备拟送先生的书法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鳺之先鸣”(鲁迅集《离骚》句)。

　　怆然四顾，往事历历……

　　一、

　　因《武汉市志·人物志》编撰，我“公”交于冯天瑜。《人物志》是武汉首修地方志28卷压卷之作，此卷虽启动于1985年，再启动于1990年，因体例之争，无法终卷。1994年，着急的黎智主任(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责成重组以各界著名专家学者23人为主体的《人物志》编审委员会，点名冯天瑜挂帅。编委会下设编辑组，凡5人，我忝为组长，主攻《人物志》。如此，我得冯先生耳提面命凡四年。

　　其间，我在专题向黎智主任汇报有关体例之争时，黎主任明确且断然指示：“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后由冯天瑜拍板！”黎夫人赵慧一旁告诉我：当年黎书记宁可请假于市委常委会议，也要准时参加冯天瑜的《中化文化史》首发仪式，足见黎主任对冯天瑜的关心和器重！

　　冯天瑜也不负黎智厚望，通过编委会做出：“以籍属分传、录。本籍人入传，传其一生；外籍人入录，详录在汉实绩”的决定。如此理顺体例，编撰工作便顺利开展起来，在四年的时间里，成卷近百万字，真实全面地以“以人系事”的方式，展现了武汉近代的群贤毕至、人文荟萃。

　　《人物志》的付梓，宣告武汉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史工程——编修武汉首届新方志竣工。1998年9月18日《长江日报》发表冯天瑜文《近世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先生侃侃而言：“……编纂《武汉市志·人物志》的使命，便是精要地记录近一百年来在武汉这一舞台上较有影响、富有特色的人物。籍属武汉者入传；籍属外地(含外国)者入录，主要记其在汉活动；又设表分类收载相关人物。本志在开掘各类代表人物及其业绩方面用力，争取发挥‘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特色，以为国史之补充”。11月13日《武汉晚报》之《千余英烈回到武汉—武汉市志功莫大焉》文载“……本卷《人物志》编撰组组长梁农欣慰地说，一直没有修建武汉烈士陵园，原因之一就是英烈名单残缺不全，《人物志》的完成，为这一工程打下基础”。

　　其后，黎智主任赴京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会议，行前特地要我对《人物志》的运转模式、规范程序予以总结，并呈递给他。

　　《人物志》之玉汝而成，冯天瑜有砥柱之功。

　　二、

　　《人物志》告罄，我与冯先生由“公交”变成“私交”，这缘于《梁氏三汉》一书。

　　我父亲梁高树离休后，即于失明中摸着锌皮雕成的条格版，依据叔祖梁钟汉手稿《我的革命经过》和口述，及与他共同生活的经历，撰写《长毛及其后裔》回忆录，并由后人整理成册，补阙如，总其成。

　　时吾女攻读湖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该所为冯先生创办)专门史，而冯先生又是研究辛亥首义史的泰斗。我便携女带稿多次往返珞珈山，面聆冯先生指教。

　　冯老师嘉许之外，特别强调史、志结合，文本史、口述史结合，以“核”“真”为切入点，做到：“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于是以梁钟汉手稿及《梁公瀛洲(即梁耀汉-作者注)革命事迹稿底》(见《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为依据，精读省志、市志、武昌区志、汉川县志，多次采访梁钟汉之女幼堂、梁耀汉之孙书俊，乃至亲历梁氏纪念堂的汉川、耀汉督署举火的成都，钟汉武昌攻城的文昌门，辉汉献身的马口江滩……在深度占有史迹的基础上，剔芜举要、布局谋篇，成书四十万字，定名《辛亥三汉》(易名《梁氏三汉》出版)。

　　2009年12月26日，冯先生欣然为之做序：“《辛亥三汉》历祖孙三代近十年的呕心沥血而杀青，殊属不易。除了文约意丰、图文并茂为一观外，更重要的是该书融经历者的亲述、学者的著述、乡梓的传述为一体，将视野由辛亥大变革中为人熟知的中心地区之‘中心人物’移向非‘中心地区’的非‘中心人物’，故而让渐渐逝去的百年历史，以旁敲侧击的‘侧面’更亲切、更丰富、更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正因为展示了鲜为人知的众多‘侧面’，所以才能有历史的‘全面’。”

　　因修地方志而“交”，因治家族史而“往”，这个“交往”在冯先生《辛亥首义史》中可见一斑。该书第625页“注①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梁钟汉后裔梁农为笔者提供多种资料”；在《后记》中，先生介绍：近二十余年来，笔者还有缘与辛亥志士后裔多人交游，“从中获取素材固然是一得，而领受某种历史现场感，才是作为史学工作者的笔者自觉欣然的向往”。在先生列举所交游“辛亥志士后裔”诸君的名录中，“梁农”忝列其间。

　　三、

　　世事难料。拟于辛亥百年出版的《辛亥三汉》因出版社人事变动搁置下来，这客观上也为打磨《辛亥三汉》以更多的时间。

　　其间我师《陈作丁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画集有多“序”，“序一”为冯先生《大写意山水的杰构》，“序二”为我文《陈作丁与画道》，“序三”系方既先生之《传统与当代的通变》。如此交结，我与冯先生除互致问候外就是谈书论画。因家风所致，冯先生好鉴赏，治学也旁及墨翰，所绘瓷画辛亥人物系列尤见风采。

　　世事确实在难料之间。

　　不久，先生罹患癌症，2016年下半年至2018年往返住院多次，且经20次化疗。而此时，我因执力“朝宗”江汉画卷，或寻源于汉江，或挥笔于画案，虽忧心先生之疾，但因先生杜绝访客，又不知住院所在，终不得一见。

　　2018年11月间，先生邀我参加武汉大学冯氏藏品馆开馆，得见先生。他虽形容枯槁，但在轮椅上应酬四方如沐春风。时先生现场赠“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向岩先生千古”题词于向虎雏教授(向岩之孙)，因向岩与梁钟汉、耀汉皆为挚友，我、向虎雏得以与冯天瑜合影。

　　后向教授以冯先生题词立碑于向岩故庐，约我书碑“心底无私天地阔”，另刻石于右，这也算我与先生的一段缘分吧！

　　2020年，《辛亥三汉》易名《梁氏三汉》，移至武汉出版社付梓。为送书先生，我拟赠国画小品“赏竹”、“观莲”，书法小品《哀江颂》(杜甫)、《将进酒》(李白)及书法中堂“泰山松”。我尤其钟意于“泰山松”：上款为“大夫名价古今闻，盘屈孤贞更出群。将谓嶺头闲得了，夕阳犹挂数枝云”。下跋：“右錄唐成彦雄《咏泰山五大夫松》七言诗，庚子三月十六日武汉开城补书成诗，汉上梁农”。先生是非常之人，疫情病中，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之声始终历历在耳，书此赠之，我也是用心良苦。

　　我将诸作品图照发于先生，2021年1月12日上午09:50，先生回言：“作品望赐小幅，以便装裱悬挂，大幅只能存放书架”。1月31日见先生，赠小品，留置四尺“泰山松”未送。是日，先生谈锋颇健，由抗疫谈及抗病，娓娓道来，仿佛言他人之事：常人三五次化疗即挺不住，而先生历经20余次，尚余勇可賈，连医生也惊问其故。先生苦笑道：“唯排遣一法也”：一要找乐子，病中恰逢足球世界杯，先生逢场必看，兼以预测与评球，且与众友共析同乐，先生笑云：“独乐不如众乐，乱弹尚有余韵”。二要找事做，病榻之上，吊针之下，先生得以编纂“冯氏三藏”(书画、信札、古币)，修订成三册；修改书稿(包括其父遗稿)三种。如此病痛，如此效率，非常人所及。我默然。

　　临别，先生赠《辛亥首义史》《冯氏藏币》《冯氏藏札》。

　　归家后，意犹未尽，书苏轼词《哨徧》并长跋发给先生，意在规劝先生：“且乘流，遇坎还止”，先生未回话。

　　那知2月8日一大早6:04分，忽接先生微信“梁君早上好，大作泰山松请题签送我”，我一惊，先生还记得这幅书作？遂遵命。

　　与先生交往中，发现先生特别重视“题签”，大概“题签”意味着对“秀才人情纸半张”的珍重；而先生特别索要“泰山松”，恐怕尤重于《咏泰山五大夫松》的诗情和我所书之意吧！他非但没有“遇坎还止”，而笃信“盘屈孤贞”！

　　我知先生，先生亦知我！

　　四、

　　2016年，我与画友寻宁强汉水之源，并上溯嘉陵江(古时或称“西汉水”，见《汉中记》)，下止于丹江水库。2017年得《朝宗汉江》长卷，延请方既老题款。方既老变我款为“朝宗江汉”，教我放眼江、汉，方得“美化行乎江、汉之域”(《诗经·汉广·诗序》)。武汉疫情解封后，我遵师嘱游历江汉平原。2021成图40余幅，无石(李立华)作长词“三台·汉水汤汤”，并由刘永泽书为长款；徐本一赠斗方“汉之广矣”；张少华、徐勇民、樊枫、王心耀均题词于卷上；桂建民也赠“耕牧成图”印一方。结集前，我忽发奇想，长卷既补前人于汉水之阙如，又云集汉上书画印诸大家之墨宝，如得冯先生赐文才能珠联璧合。只因先生恶病在身，我不忍开口。

　　2022年虎年正月初一，先生贺岁，发来自绘“虎视何雄哉”图，我窃喜先生“虎威”尚在，刚巧人民网传来先生文《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是关枢之地》，文中专记有汉江之历史地位。元宵甫过，2月16日上午我即将《朝宗汉江》图片及相关资料一一发给先生，斗胆请为之“序”。考虑到先生不堪重负，我请先生或聊记要义，再由我摘人民网先生之文连缀成“序”。

　　既刻，11:59至12:07先生连续发来两段要文，遂立为初稿，送先生复阅后，20日他叮嘱“再简化一些，恩师改其师”“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不宜说是最大的支流”……

　　文稿往返数次，20日下午16:54先生再微信：“你定即可，不必再示我”。

　　22日，上午10：47，我“今天准备去您府上拜望，无奈昨夜封闭小区(疫情)，奈何！奈何！待解封之后，春和景明，再一睹先生风采”。“如先生对‘序’要言处认可，我即择‘序’之结尾延请名书家题为长卷之‘跋’；全文在展前或出画集前再请您最后定正”。

　　11:30，先生回信：“梁君处理，不必再示我”。

　　不久，即以先生之“序”尾为短文，延请瞿忠谋先生题写长卷为跋。

　　五、

　　2022年8月，武汉炎黄文化研究会结集《江汉朝宗—梁农书画作品集》。书题为方既老遗墨，“序”乃冯先生之“江汉汤汤、朝宗于海”。9月17日见先生，奉上样书及两幅扇面。一副书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一副为“鄂州观音阁”，款为“中流砥柱有蟠龙”，意不在言中。同时奉上《书法报》，上载有我的《方既老教我做学问》。先生赞其文，云：网上已拜读；并嘱我转请瞿忠谋再书长卷之“跋”，以供收藏；对《观音阁》，先生观画少倾，云“拘于写实，气韵不足”，我回答：重画，春节奉达。

　　少倾，先生题签“梁农、梁方贤父女雅存”于《翰墨丹青》(冯天瑜撰，长春出版社)之首页，摩挲着木质封面，先生不无感叹地说：“2015年典藏本，所存不多了”。

　　我不便久坐，即告辞。见先生起身较前佝偻，但尚稳实，我安慰道：“您身体好于前”，先生略迟疑，低沉回答：“不好”，我无语。

　　才向门口迈步，先生却示我去书房。临窗超大书案上，除堆满典籍外，正中是一迭商务印书馆的发稿纸，满是红笔、黑笔、蓝笔批改的蝇头小字……再三辞别，先生要我从联排大书柜边的众多画框中，取走一副以作留念，我婉拒再三。

　　六、

　　翌日下午13:36分，我微信于先生：“昨天归家路上，忽然想写篇长文《我与冯先生笔墨缘》，写先生编修市《人物志》的睿智，写先生为《梁氏三汉》作序，写先生为我《江汉朝宗》指点江山，写先生以做学问的献身与病痛的抗争，写先生家学渊源及翰墨传世的士夫风骨……”

　　先生即发“双手合十”图，并留言四字“写实、精练”。

　　我回信：“让我慢慢琢磨，以一埌而窥泰山。就象《方既老教我做学问》一样，从‘实’招来”。

　　9月28日9:08分，我将瞿忠谋再书之“跋”发给先生，先生即回微信：“谢谢瞿先生卓异书法，来日有书回赠”“再读拙文，不够精炼，当删除一半，方差强人意”“设一题目：‘江汉朝宗处’”。

　　下午3：50，先生发来微信：“江汉朝宗画赞：西东腾跃的万里长江，在大别山麓接纳自北而南的最长支流汉水，造就武汉三镇鼎立的天堑形胜，更创置九省总汇之通衢的绝世格局，兼融山川雄健与秀逸于一体，奔流到海不复返，奇哉天汉行地，伟哉江汉朝宗！梁农君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妙笔传神，拙文以纪之。冯天瑜壬寅中秋于武昌珞珈山”

　　下午5:42分，先生又嘱“题目改为汉江朝宗图述”。

　　10月2日凌晨2:00，先生忽发来微信，即《光明日报》【名家笔谈】《向母亲河致敬》(冯天瑜)。先生夙夜未眠，以文致我，急迫之情之意尽在不言中！

　　12月21日，卓尔艺展空间发布《江汉朝宗——梁农书画作品选登》，以冯先生“江汉朝宗图述”为序，并附有“朝宗江汉·陈方既96盲书”截图。

　　我即转发先生。下午15:40分，回信：“梁农君，‘朝宗江汉’之语似可再酌(前已告您)”，先生治学严谨且执着，可见一斑。我回言：“已遵您嘱，画册和画展(均因疫情未定)都将定名‘江汉朝宗’。这次卓尔艺展空间乘隙推出作品选登，即以恩师病中盲书，截裁为‘江汉朝宗’四字，以为作品集、展之题名，特向您禀告”。

　　先生扶病三易其“述”，其后数日，我始终将此萦绕于心。25日我书苏轼《定风波•沙湖道上》发先生以博一笑，意在“……谁怕，何妨吟啸且徐行”，谁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后来得悉，先生第二天就在省人民医院转入重症科。

　　2023年腊尽岁除，风闻先生每况愈下，我惴惴不安，开始每天发图问候，并着手准备春节拜望先生的小品，以实现对先生的许诺和我的期许：“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12日12时30分，惊悉先生仙逝，我茫然四顾，隐隐中，我看到的是泰山松的盘屈孤贞，看到是长江第一阁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是按冯先生意见重画，拟春节奉送。2023年1月12日正染墨间，忽闻先生仙逝。后补款，以纪之。)

　　癸卯春节于双砚斋

　　(作者单位：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