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天下|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113周年,辛亥网移动版

　　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廖仲恺，是孙中山最为得力的助手。他代表孙中山到日本与苏俄代表谈判寻求合作、支持中国革命的具体细节；他支持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首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重新开辟、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事业。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他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和倚重他们开展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继续实行三大革命政策，他重视发动、组织工农民众，继承孙中山革命路线、与共产党人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廖仲恺的奋斗目标

　　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廖仲恺，自幼在华人遭受歧视的环境中生活，父亲的教育使他了解祖国贫弱无法保护侨民的状况，良好的中国文化基础给他种下了爱国的思想种子。年轻时代他在日本结识孙中山、走上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之路。这与其说是廖仲恺对孙中山个人的仰慕，不如说是两个相似、高度契合的灵魂的共鸣。因为，孙中山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廖仲恺与孙中山有相似的国外生活经历和西方教育，都有“振兴中华”的抱负。所不同的是，当廖仲恺夫妇1903年遇见孙中山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系列探索：经过了努力尝试，以改革的热望上书李鸿章失败、争取改良无望的情况下，使他明白了“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的道理，决定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才能进行国家建设，实现“振兴中华”。而“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这是孙中山从不断探索中得出的结论。所以，当听到孙中山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断言，只有革命才是拯救祖国的方法时，正在探寻救国真理的廖仲恺，便“即为折服”，表示“愿效微力”了！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一个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就成了廖仲恺自己的清晰判断和明确目标了。他坚决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正确理解“头两项是同盟会的宗旨，后两项是同盟会的目的”，革命是为了建设，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标，终生信仰并为之不断奋斗。

　　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果实却被瓜分殆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廖仲恺和孙中山一样，认识到“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他对于“民国只有一块空招牌”感到非常失望，在痛苦中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号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使爱国学生的群众性自发反抗斗争，成为中国人民自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其影响力让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从只靠知识精英革命，转而看到了广大民众的力量。两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再过一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陷于新的更大的困境。

　　年轻的共产党人，虽人少力单，但目光远大，思想先进，纲领明确，组织严密，代表工农劳动大众利益。孙中山总结数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深感只有吸收新生力量，才有前途。二十年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的廖仲恺，非常理解孙中山关于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的思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带来了革命新的曙光和希望。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共同奋斗！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的目标上，孙中山、廖仲恺又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同频共振。

　　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两大政党。1924年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跨党身份融入国民党内部活动。实际上，即使经过改组，国民党始终是一个组织松散、成员思想复杂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鲜明的差别。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引起他深入反思自民国初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和革命的经验教训，促使他实现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思想飞跃。廖仲恺非常明确要振兴中华，反帝反封建是双重任务。他抓住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深入揭露内外反动派相勾结的状况及其危害性。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他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打下了他坚定支持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合作的思想基础。廖仲恺自觉地成为协助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最重要助手。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当右派方瑞麟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的论调时，廖仲恺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大钊申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必要性的发言，驳斥方瑞麟等人对国共合作意向的攻击，使大多数代表同意了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条款写进大会宣言。李大钊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廖仲恺支持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廖仲恺又提出了“收回租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等项提案，李大钊作为附议人签署提案，在反帝问题上他们同声同气。

　　廖仲恺从同盟会时期开始接触、翻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著作，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思想非常赞同，是积极宣传孙中山思想的重要代表。他是国民党著名的理财专家，平生致力于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建设国家、实现国家富强。他深深地意识到，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先扫除政治上的障碍，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压迫，打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民主权的掠夺。为此，不但需要军事实力，还要研究党之主义及纲领，要带领工农民众团结一心，夺回人民的主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政治地位，方能救国，方能实现民生。他洞见了未来的“文明之光”一定是实行社会主义。

　　而要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并非易事，需要真正的革命力量不断奋斗。他说：“想民族革命功成，我们革命派要赶紧团结起来。”

　　艰难的革命历程本就大浪淘沙，加上国民党本身的复杂性在现实斗争中的不断分化，不少“老革命”不断蜕变成反革命派。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廖仲恺发表了著名政论文章《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厘清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界限。这是他总结广东革命根据地遭受军阀割据、陈炯明叛变以及党内同志背叛、内外反动派相勾结等各种挫折后得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他的理论结论。他立场鲜明，文笔犀利，“用其严格论理的批评，以逞其锐利之讽刺”，旗帜鲜明地划分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界限，提出对于“自诩为老革命党”的反革命有多失望、多反感，对于真正革命派就有多希望、多倚重！他跟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就是看到了共产党人真诚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立场。

　　他在文中干脆地指出：“现在我党中所有的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其实，“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他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实在是比较的名词，要认定有一个通则，即“那一派人代表较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便为革命派；那一派反对较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反革命派。”

　　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实际行动

　　在改组之前，国民党的革命活动主要在知识阶层展开，并未直接组织发动工农群众运动。廖仲恺和孙中山一样思想与时俱进，五四运动后逐步认识到学生、工人、农民群众隐藏的巨大力量。首次国共合作后，廖仲恺支持中国共产党推动工农运动，认识到工农运动与扫除政治障碍、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密切关系，看到了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1924年1月到1925年8月20日，一年多时间里，廖仲恺常常深入工农群众之中，支持工农运动，以至在他牺牲前一周，听到有人叫嚣要谋害他的消息，他仍不予理睬。对于夫人何香凝提出增加卫兵的意见也不以为然，他慨然地说：“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刺我，很可以装扮成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

　　廖仲恺体察民间疾苦，以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时、“事情非常之多”身兼十几个要职的人，常常深入农民、工人、青年之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明组织农民协会的作用，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利益而斗争。他以广东省长身份出席香山县农民代表会议时，亲切地称呼农民为“耕田兄弟”，他来的目的就是“看看我们的耕田兄弟痛苦成怎么样，艰难成怎么样，受什么压迫，要怎么样救济”。他告诉农民兄弟“自救”的方法，就是有组织、有团结的“农民协会”。他旗帜鲜明地保护农民运动，指导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人、农民部秘书彭湃的建议，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干部，主持制定了广东革命政府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武装支持农民运动。

　　在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是三大革命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他坚持左派立场，继续不断奋进。1925年5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廖仲恺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暨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礼上发表演说，为中国工农的大联合欢呼，寄国民革命成功的希望于“工农大联合共奋斗”，希望此次各代表大会能“将吾人此后对于革命之战略计划研究清楚，一致实行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压迫者都不许我们革命，然而我们必须革命，“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联合共奋斗，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现在我们已有此工农联欢会之盛会，证明中国工农有很大团结，只有这样一致奋斗，才能达到革命的成功，得到我们胜利的保证。”就是这次大会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时，1925年6月，为声援上海罢工，香港、沙面工人也实行罢工，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廖仲恺派遣中共党员、工人部秘书杨匏安以工人部代表的身份前往香港，协助邓中夏等人筹划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廖仲恺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的重要意义说：“诸君此次罢工，是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比兵士去打仗，尤为难能可贵。”他欣然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从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为罢工顺利开展和坚持下去竭尽力量，调动各种资源，为几十万工人的食、住、工作、生活而谋划操劳，在万事开头难的罢工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中夏说过：“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宋庆龄这样赞扬廖仲恺：“他忠心耿耿，不分昼夜地执行了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大力地拥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政纲。正因为他那样赤诚地爱国，那样为革命努力，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要暗中谋害他。”

　　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负责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共产党组织也对黄埔军校十分支持，选派重要干部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到军校从事政治工作和军事教官，廖仲恺则十分信任他们，以实际行动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

　　在首次国共合作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他从多方面努力把国共两党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维护了两党的合作和团结局面，也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认可和尊重。周恩来说：“我党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项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工农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的卓著革命功勋。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分析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峻形势时指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廖仲恺已牺牲大半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纪念他，特决议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廖仲恺遇难处即中华全国总工会大门内树立“廖仲恺先生牺牲处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典礼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刘少奇主持，主席邓中夏宣读纪念碑文，高度评价廖仲恺对工农运动的贡献，工农代表六百余人参加。如今，这个坐落于广州市越秀南路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院内的纪念碑一直都是青少年、党团员和各界工农群众凭吊廖仲恺的重要纪念遗址。

　　（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