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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礼再现：黄兴拜将

　　在武昌阅马场首义广场南端，与广场北面孙中山铜像相对有一座纪念碑，北向，高48米，呈方锥体，碑座方型，全碑状如宝剑，直刺天穹。1946年成立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为纪念黎元洪设坛拜将，于1948年在拜将台旧地建亭立碑。此后亭毁碑损。1955年武昌区人民政府依原址重建一红色水磨纪念碑，复原原碑文字。碑面竖刻“拜将台”三字，其下以小字两行刻“辛亥首义鄂军都督黎任黄兴为总司令在此授印”，背面刻“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辛亥首义同志会敬立 公元一九五五年二月武昌区人民政府改建”两行款识。黄兴拜将是在1911年11月3日。

拜将台纪念碑

　　先是，黄兴撤回武昌后，与黎元洪会商应敌之策，随后召集紧急会议。黄兴总结了汉口之战的失利原因。一是各队新兵为多，秩序不整，指挥困难，反攻计划难以奏效。二是军官指挥水平低。三是各部连日苦战，伤亡过多，疲劳太甚。四是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招者甚多，夜间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减员。因仓卒招募，出走士兵亦无从查实。五是民军步兵全仗步枪作战，遇敌机关枪，损失颇大。民军所用山炮，射程太近，威力不及敌军管退炮。六是北洋军为久练之师，军官的指挥水平，士兵的战斗素质皆优于民军。

　　根据当时情况，会议作出了固守汉阳及武昌的决定，并致电各省已响应者，派兵来鄂应援，未响应者，促其响应。为提高黄兴在军中威望，使其命令得以彻底执行，有人提议仿效刘邦拜韩信为将典故，在武昌阅马场设坛拜将，由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节制所有鄂军及援军。黄兴拜将是革命党人与旧官僚及立宪派妥协、同盟会中党人与首义诸人妥协的产物。按照早先起义计划，是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的，所以黄兴来后，宋教仁、蒋翊武和其他许多革命党人主张拥立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一来其地位和职权都比黎元洪高，可将湖北军政府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二来予以黄兴正式名义，可节制武汉革命军和陆续来鄂的各路援军。首义党人孙武等和旧官僚、立宪派害怕湖北政权落入革命领袖和外省人手中，他们不能取得全部大权，因此力主黄兴应由黎元洪委任，归黎元洪节制。孙武、刘公等人亦随声附和。宋教仁等因没有参加首义说话缺乏底气，只得迁就妥协。当时首义党人多把黄兴视为南方革命党的“代表”，《中华民国公报》报道黄兴来汉的活动时，有时称黄兴为“南洋群岛代表”“南军支部统领”，有时称为“孙大总统之代表”，黎元洪在“拜将”仪式上时介绍黄兴说：“黄代表兴屡经战争，富于军事知识，特举为战时总指挥官，凡我将校兵士皆宜听其指挥。”可见首义诸人并不把黄兴当作全国革命领袖，未能予以重视。

　　拜将仪式于11月3日中午十二时在武昌阅马场举行。那天，阅马场高搭拜将台，台四角列军旗四杆，中间树一面大旗，上书“战时总指挥黄”六字，周围军乐两队，锣鼓震天，好一派热闹景象。军政府各机关人员、武昌驻军管带以上军官及部分士兵齐集于此参加仪式。先由黎元洪偕军事各部部长登台，发表演说，称“黄代表兴屡经战争，富于军事知识，特举为战时总指挥官。凡我军将校兵士皆宜听其指挥。”当即请黄兴登台，授予其印信、委任状及令箭，黄兴亲受，台上下群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声雷动。黎元洪请黄兴演说，黄兴谓：

　　兄弟才识本不胜任，既承不弃，亦不能不尽力。现今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然我同胞亦不可以此自满。兄弟今日有三层意思勖我同胞。第一、须要努力。现在黄河大桥已毁，敌兵已无归路，势不能不拼死命以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即攻入我腹心矣。临战时倘不努力，后退者决意斩首示众。第二、须服从军队纪律。非服从不可，倘不服从，则长官命令皆不能行，此种兵士万不能以之临战。以后军界同胞须服从长官命令，无论如何危险，皆不得规避。第三、须协同。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同心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柄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其前车之鉴也。我同胞无论办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爱，以期共达目的。

　　言毕，台下众人复三呼万岁。一时士气大振。黎元洪请黄兴下台乘马巡视军队一周，兵士皆举枪立正，黄兴在马上行举手礼。

　　仪式完毕，下午黄兴即赴汉阳，在伯牙台（即古琴台）设总司令部（后移至汉阳城西昭忠祠），在归元寺设粮台。司令部组成人员如下：从北京赶来的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参谋长，吴禄贞派来联络湖北民军的王孝缜为副官长，高尚志、甘绩熙、吴醒汉、张羽、李南星、蒋光鼐、辜仁发、余鸿勋等为参谋，田桐为秘书长，王安澜为粮台总办，胡祖舜任后方勤务，蔡达生任军法，康济民任庶务，何亚新任会计，陈磊任金柜。

黄兴与指挥部成员合影

　　在11月14日的汉阳总司令部筹划攻守的军事会议上，黄兴根据“兵贵神速”军事原则，主张以攻为守，应一鼓作气，乘汉口之敌部署尚未完成之时进行反攻，以收复汉口，振奋人心；吴兆麟、蒋翊武、杨玺章等人鉴于敌我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实力悬殊，力主固守。湘军王隆中力主反攻，向黄兴提出：“应趁此清军兵力未充之际迅速进攻。”他还以“回湘”要挟：“若再不转移攻势，我即不愿尽防御之责，我即报黎都督回湘。”湘军甘兴典则主张固守，两人争持不下。武昌方面，黎元洪态度不明，对他而言，反攻汉口，胜亦可以抬高都督威望；败则责任归咎黄兴。这一时期，各省纷纷响应，相继独立，清政权风雨飘摇；火力强大的清海军在各舰党人运动之下，已离汉驶往下游；11月7日，秘密组织“燕晋联军”，计划直取北京的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买凶刺杀，武汉党人闻讯愤慨万分，皆愿速战。恰好日本浪人多名来投黄兴，愿意效力，充当侦探，并鼓动黄兴说：“汉口满军兵力较民军单薄，中外人民又不帮助(他们)，不难攻击，必能收良好的结果。”上述种种因素，使反攻汉口的意见占了上风。孙武则反对将两万兵力集结于汉阳一地，主张分兵蔡甸，防敌侧攻。黄兴此时一心集中力量反攻汉口，不愿分散兵力。

革命军渡河作战

　　反攻分两路进行，一路从汉阳渡汉水进攻硚口、玉带门一带清军，一路从武昌渡江进攻刘家庙一带敌军。渡过汉水用的是架设浮桥的方法。11月16日下午，架桥完毕，黄兴下令展开攻击，命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部为右路纵队，渡河后在博学书院北端至汉水左岸间展开；湘军第二协甘兴典为中路纵队，渡河后在博学书院以北堤防展开；鄂军第五协熊秉坤部及方兴所率敢死队为左路纵队，渡河后向北展开。三路纵队在渡河后互相联络，向玉带门推进。同时，驻守汉阳兵工厂、钢药厂一线的鄂军第四协、第六协一部在南岸嘴、高公桥一线强渡集稼嘴龙王庙；武昌青山的第三协则向汉口谌家矶处登陆，试图骚扰敌后，吸引敌人兵力，使其不能支援玉带门敌军。驻龟山、蛇山、凤凰山、黑山、两望（余家头）的炮兵向清军猛烈轰击，掩护反攻。

　　为了配合黄兴等人反攻汉口，凤凰山炮台猛烈炮击盘踞汉口的敌军。但出现意外，凤凰山炮台几次炮击到汉口英国租界，引起英国方面的抗议。在敌我双方处于激烈交战之时，外交极为重要，稍有不慎，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此事非同小可。在此情形之下，黄兴亲登凤凰山，在炮台亲自试放三炮，每一炮都准确地在敌军阵地爆炸，看来，炮台、大炮肯定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炮兵身上，果然，经过审讯，终于揪出4名奸细，原来，他们被清军首领张彪派人收买了，故意炮击英租界，破坏革命军政府与英国的关系，从外交上瓦解革命。没想到被黄兴亲自侦破，并下令将首犯予以处决，炮台恢复正常，一场外交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夜十时，各部队按命令左、中、右路依次渡河，陆续前进至指定地点展开。当时天色黑暗，又遇大雨，方向不明，革命军新兵过多，不知夜战规则，有举火照明者，有彼此询问者，有散入民家取暖者，队伍极其混乱。幸而敌军派队不及，革命军得以占领阵地。革命军三路纵队互为援应，勇往直前，向玉带门推进，将敌军火力压制在防御阵地之中。敌军见革命军步炮射击猛烈，多方展开攻击，甚为恐慌，准备不支时即乘火车总退却。午时，清军火力渐衰，渐次向北后缩。

　　黄兴抵达汉口后，见此情形，极为喜悦。黄兴派人到十里铺用电话通知步兵第四协与第六协，务必迅速渡河向敌军左翼攻击。又通知王安澜、吴兆麟、胡恢汉务要陆续接济各部所需粮秣、弹药，不得贻误，否则即以军法从事。

　　左翼进展却比较迟缓，到翌日早上，遭到敌人机枪、火炮猛攻，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募士兵慌乱后退，导致全军阵脚大乱，官兵纷纷渡河返回汉阳。中路甘兴典部亦临阵慌乱，甘兴典本人在敌人炮火面前仓惶后退，更使所部不战而退。

　　革命军士兵因昼夜恶战，极为饥饿疲劳，听到饭已送到战场，新兵不顾战场纪律，擅自离开阵地慌乱争食，一时混乱不堪。王隆中对左翼和中路不战自溃，使右翼孤军作战的表现极为愤慨，自己坚持不退，直至负伤，其部才后退至汉阳。清军乘势反击，并用机关枪猛扫，革命军阵脚大乱，全线崩溃。黄兴大怒，下令后退者斩，但已无法制止大军掩退。黄兴无计可施，只得下令撤回汉阳，并亲自殿后。

　　11月21日江汉关税务司苏古墩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函中介绍了民军反攻汉口的简况，并附上准备进攻的简图和说明。

　　说明文字：

　　甲：在清晨两点钟渡过汉水；

　　乙和丙：再过半点钟，分别渡过汉水和长江；

　　主力部队渡江并沿张公堤向刘家庙和铁路桥梁进攻。

　　主力部队到达了丁点，乙和丙也完成了任务，而甲的指挥官睡到早晨五点钟才起来，这就使得主力没有佯攻部队的掩护而被清军发觉，并且遭到清军的全力攻击。甲的指挥官已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

　　北洋军经此一战，发现临战新募的民军无纪律、难持久、指挥不力等弱点，于是军心大振，积极准备大举进攻汉阳。

　　人们不无遗憾地分析这次反攻汉口的失败原因时，认为有些冒进，因为民军刚在汉口败退下来，元气尚未恢复，亟待休整补充，急忙反攻使士卒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从敌我力量看，也是很不相当的，当时汉口有清军两万多人，而汉阳革命军只一万三千多人，反攻汉口的还不是全部。黄兴急于反攻汉口，如果说他“性急贪功”有欠公允的话，那么他急于表现的想法应该说还是有的，临危受命，很想建功，以示不辱使命，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也不用回避。在此情况下，他对形势估计不足，也听不进不同声音，以致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了错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