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19）

最后的鏖战：汉阳保卫战

　　11月19日上午，北洋军第六镇统制李纯命其主攻部队由新沟渡汉水在距汉阳三十公里的蔡甸击退甘兴典部一队守军，设司令部于福善堂。次日，李纯部进逼汉阳，在横跨琴断河的三眼桥处遭湘军第二协守军顽强抵抗，退回蔡甸。21日，清军正式开始进攻汉阳，在三眼桥、琴断口一线发生激战。22日，敌军隔岸猛烈炮击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一带，汉口援军通过临时在汉水上铺设的浮桥陆续渡河，次日，仙女山落入清军之手。

　　反攻汉口失败后，黄兴下决心力保汉阳。仙女山高可俯瞰汉阳，侧可攻击龟山，乃军事要地。黄兴抽派鄂军第四协第七标胡廷佐部奔赴前线增援，决心夺回仙女山、美娘山阵地。胡廷佐命第一营管带左国栋率部于夜间向仙女山展开攻击，却遭敌顽抗，被迫退回。24日拂晓，胡廷佐部再次发起进攻，仍无法攻上仙女山。其间，湘军刘玉堂部的一个标增援汉阳，进攻仙女山，亦被击退。

　　25日，美娘山、仙女山敌军从侧面夹击三眼桥，配合南翼敌军作战，革命军士兵伤亡惨重，仍死守汉阳门户不退。正当敌我拼死激战的关键时刻，援鄂湘军两协以部队疲劳，严重减员为由擅离阵地，先后退回湖南。

　　武昌民军奇袭汉口屡败，湘军又撤出战场，汉阳形势急转直下，几天内失守已是在所难免，民军决定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将兵工厂机件拆运至武昌。

　　眼见形势危急，总司令部参谋甘绩熙不顾自己伤病在身，毅然面见黄兴，自告奋勇夜袭磨盘山、扁担山，夺回失地，以鼓舞士气，扭转战局。黄兴见其体力难支，于心不忍。甘绩熙再三请命，才获批准，遂从各营挑选百名壮士组成敢死队。25日深夜，甘绩熙与辎重营管带孙鸿斌率敢死队偷袭磨盘山，摸上山顶之时，见敌兵四散在战壕内睡觉。甘高喊杀敌，将其悉数消灭。见山上敢死队放火烧庙，山下民军知道偷袭得手，刘玉堂、周秉武遂率援军上山。见援军赶至，甘绩熙便与刘玉堂一起率队向西奔袭扁担山，山顶敌军见有人攻山，急命机关枪封锁路口。甘绩熙命队员沉着不动，并装上刺刀准备冲锋。敌军不见人影，以为已打退进攻，遂停止射击。革命军向前偷偷推进，渐近之际，忽然一跃而起，猛攻守敌。敌军措手不及，争相逃命。甘绩熙身中数弹，仍请命率队攻夺仙女山、美娘山。刘玉堂不许，强行将甘绩熙送回后方治伤，之后不久，敌军开始反攻，刘玉堂中弹牺牲，革命军无人指挥，势单力薄，遂从扁担山、磨盘山撤下。

　　26日上午，汉阳之敌以炮助战，猛攻十里铺。民军第二协第三标管带王殿甲、参谋长杨玺章先后阵亡，下午四时左右，十里铺失守。

革命军炮队开赴前线

　　黄兴知道败局已无法挽回，遂下令抓紧抢运兵工厂机件，归元寺粮秣搬运不及者，悉数焚毁，以免资敌。汉阳民军队伍，退至城东门外，由船政局派轮接回武昌。27日清晨，兵工厂机件还未运完，部队尚未退毕，北洋军即由黑山一线向汉阳城区推进，上午十时攻入汉阳城。来不及渡江撤回武昌的民军，被迫向鹦鹉洲退去，后退至大冶，因无统率，自行解散。汉口之敌渡过汉水，进据兵工厂、钢药厂，同时仰攻龟山，经过数次殊死争夺，始占领龟山炮台，进而威胁武昌。

　　汉阳保卫战一共进行了十二天，革命军计有将领一百三十多人，士兵两千六百多人阵亡。阵亡者遗骸多掩埋在扁担山和龟山。

汉阳铁血将士公墓

　　阳夏保卫战失败了，这在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时就埋下了伏笔。由于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原因，武昌都督府军务部与汉阳战时总司令部为权限问题经常发生摩擦，黄兴上有黎元洪、军务部（孙武为部长），指挥作战不能自作主张，命令不能统一；下面人事安排主帅不能做主，都督府安排的人不能尽如黄兴之意。战时情况瞬息万变，黄兴、黎元洪往返磋商，不能当机立断；军务部、司令部来回协调，容易贻误战机。无法施展指挥才能的黄兴，在回到武昌复命以后，便乘轮东下，到上海参与光复南京的工作去了。

　　贺觉非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黄兴》对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失败作了这样的评论：“黄守汉阳，原属难题，主观上亦多失算。首先是反攻失策，暴露了我方缺点。其次，黄对鄂军多次说疲惫不能用，待湘军来鄂而后反攻；湘军又不为黄争气，甘兴典部既溃败于前，王隆中部又撤退于后。因之鄂军战前不服，战后讥之。此即孙中山所说的‘湘鄂之见已萌’”。湘鄂之见应该主要反映在孙武与黄兴的关系上。该传记还写道：“孙武在鄂素以党人领袖自居，黄来后孙为减色，故孙对黄不无嫉视心理。孙曾对其亲信说，黄徒以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武汉报纸亦只称黄为‘南洋代表黄兴君’。黄对孙武亦视之蔑如。当黄在武汉之日，从不见有黄与孙商计军政事宜记载。”

　　从1911年10月18日革命军进攻刘家庙清军开始，至11月27日汉阳失陷，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这场鏖战分汉口战役和汉阳战役，汉口又称夏口，因此武汉保卫战又称作“阳夏之战”或“阳夏保卫战”。临时组建而成的民军队伍英勇抗击敌军达四十天之久，虽然失汉口，陷汉阳，伤亡将士万余人，革命遭受了很大挫折，但却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使其坚持到南北议和，停战谈判局面的到来，避免了旋起旋败的结局。而且阳夏之战牢牢拖住清军主力达一个多月，为各省纷起响应赢得了时间，终于造成全国燎原之势。冯自由《革命逸史》认为，黄兴拜将后，率众渡江，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一月。在这一个月里，各省乘机大举，先后响应，次第奏功。清廷“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

　　武昌起义后，在阳夏保卫战的一个多月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相继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各地响应武昌首义的时间和军政府都督列表如下：

　　湖南 10月22日 都督焦达峰—谭延闿

　　陕西 10月22日 都督张凤翙

　　山西 10月29日 都督阎锡山

　　云南 10月30日 都督蔡锷

　　江西 10月31日 都督彭程万－马毓宝－李烈钧

　　上海 11月3日 都督陈其美

　　贵州 11月4日 都督杨荩诚－赵德全

　　浙江 11月4日 都督汤寿潜

　　江苏 11月5日 都督程德全

　　广西 11月7日 都督沈秉堃－陆荣廷

　　安徽 11月8日 都督朱家宝－王天培－李烈钧－孙毓筠

　　福建 11月9日 都督孙道仁

　　广东 11月9日 都督张鸣岐－胡汉民－陈炯明

　　重庆 11月22日 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

　　成都 11月27日 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以上情况表明，在武昌首义以后的50天内，共计有13个省份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统治，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给全国人民最后倾覆清王朝奠定了基础。有的著作把各省起义和独立分为四种类型[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8—856页。]。

　　一是革命派的短命政权：在湖南和贵州，革命派发动了起义，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不久就被立宪派发动的政变所篡夺。

　　二是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在云南、浙江、四川，革命派和立宪派合作进行了起义或独立运动，而政权直接落到立宪派手里。但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

　　三是假革命党——军阀和流氓政客掌了权：陕西和山西革命后的政权直接落到军人手里，成为割据一省的当权者。福建、广东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挂着革命招牌的流氓政客攫夺了权力。

　　四是旧官僚穿上新都督的外衣：在江苏、广西、安徽，原来的当权者，即清朝的地方军政长官，甚至是巡抚，在当地地主士绅的拥戴下，摇身一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革命党人或应变的立宪派、旧官僚，策动武装起义或策划和平独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如直隶的石家庄和滦州、山东、河南、甘肃、绥远、东三省、新疆等地。

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形势图

　　武昌首义后只一个多月时间，革命的旗帜就插遍了大半个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如此迅速的发展？这是因为南方各省和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陕西、山西，是革命党人历来比较活跃和着力经营的地区。他们在那里进行过颇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又曾积极联络本省新军和会党，多次举行武装反清起义，在一定范围内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所以武昌振臂一呼，四方立即响应。

　　各省市的独立，虽然摧毁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然而，革命派对于起义胜利以后的执掌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权建设亦缺乏具体的准备和规划，忽视了立宪派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对革命政权的腐蚀与瓦解，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在一些省份，革命派发动了武装起义，而政权被立宪派与旧官僚所掌握；在一些地方，是旧有的机关换块牌子，前清的官吏剪去辫子，便表示革命成功。事实上旧势力没有铲除，专制统治的根基远未触动。

　　清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命将大炮架上龟山，对准武昌，大有立即吞没革命的气势。但是袁世凯只是摆摆架势，并不想马上攻取武昌。这个阴谋家的如意算盘是，有意使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威逼革命党人向他妥协；另一方面又利用革命的声威胁迫清政府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昌城得以保住，革命烈火没有被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