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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9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指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离开法国，到达香港，写信给青年团中央，报告已到达南粤。9月上旬，他到达广州，在中共广州地委工作，当获悉广东商团阴谋叛乱的情况后，即通过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组织部长谭平山向孙中山提出建议说：广东商团军得英帝国主义资助，全部武装均英国装备，武器比陆海军大元帅府军队的武器还要好。商团军对反帝反军阀斗争非常仇视，从香港偷运了大批枪支弹药到广州。幸好你及时发现，已把武器扣押留在黄埔军校。但陈廉伯指使商团军煽动商人反对陆海军大元帅府，煽动商人2000多人到大元帅府请愿，索还被扣的枪支弹药，还煽动广东各地100多个城镇商人相继罢市。广东形势非常严重。为此，敬请坚决排除右派的干扰，采取果断的措施，下令解散商团军，防止他们搞军事叛乱，以维护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孙中山对这个建议十分欣赏，9月中旬，移陆海军大本营到韶关，亲到当地督师，并下令任命廖仲恺为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下令粤军领导人许崇智等处理商团枪支弹药，把所扣的商团枪械发给黄埔军校滇军、豫军；23日，又致电许崇智，要求将陈廉伯“电沪全文发表各报，并严重质问商团，限即日有完满答复。并限陈廉伯三日内回省辩明”。“款要即日交足，然后陆续还枪于改组之商团，如不能办，则六日内当尽缴商团已有之枪。”10月9日，又下手谕，要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以准备镇压商团叛乱。

　　10日，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会长。周恩来被安排到革命委员长军事指挥部，参与发动军民，对付商团叛乱的工作。他向革命委员会提建议，希望大元帅府辖下的军队、黄埔军校官兵、师生、广东工团军、农团军（农民自卫军）等革命武装联合起来，一齐镇压商团叛乱。

　　下午，周恩来等中共广州地委同志发动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几千人在市内第一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大会，公开警告商团不要叛乱。会上，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作报告，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共和国”。但军阀买办阶级“这类反革命派，他们都是随着帝国主义来破坏中国独立的，反对中国民主的，永不愿实现中国共和的。我们为要使辛亥革命彻底成功，我们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我们号召以“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

　　会后，周恩来和到会群众举行警告商团的示威大游行。当队伍经惠爱路（现中山路）到西濠口附近时，商团军突然开枪，用极其残忍手段屠杀群众，当场打死20多人，打伤和逮捕数十人。反动商团还构筑炮台，以西关为地盘，封锁街道，张贴反动标语，在传单上写“驱逐孙文”，公然要孙中山下野，企图颠覆大元帅府，阴谋另建商民政府，以陈廉伯为总统。广州处于危机状态。中共广州地委和周恩来立即请青年团驻粤特派员陈延年专程到韶关，面见孙中山，请他加派军队，迅速镇压商团叛乱。

　　孙中山特派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等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负责处理镇压商团叛乱；指示革命委员会委员对商团要“严行查办”。应坚决镇压商团叛乱，“绝无反顾”；“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电告广东工团军农团军等40多个团体，告以已令广东省长、粤军司令“查办”商团；电令将从苏联运到的8000支枪运韶关，用以武装工农，指出“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

　　13日，革命委员会遵照孙中山手令，下令将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警卫军、粤、湘军一部连夜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叛乱行动。

　　15日，商团军首先向警卫军开枪。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警卫军还击。周恩来在军事指挥部发动广东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和广大群众协助黄埔军校学生军与滇桂湘粤豫各军，兵分5路，把商团盘踞的广州西关地区包围起来，勒令商团军缴械。商团军凭借高楼和铁木栅栏开枪抵抗。各军分路进攻，经几小时激战，把商团叛乱平定了。商团头子陈廉伯逃到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馆。少数商团军分子逃到市郊区亦被歼灭。平定了商团叛乱，孙中山万分喜悦，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是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州地委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两广区委会），以周恩来为委员长 兼宣传部长。

　　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囚禁了北洋军阀头子直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赴京，商议国家大事。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祝贺政变成功，表示“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30日，孙中山由韶关返广州。31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主持重要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及办法。

　　鉴于中共广东（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坚决而积极地发动工农武装协助革命军队平定商团叛乱，考虑到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需要，鉴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要跟随孙中山北上，军校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廖仲恺特任命周恩来接邵元冲职，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11月初，按孙中山的意见，邵元冲向周恩来移交军校政治部任务。周恩来接任职通知后，迅即到军校报到。他在军校坚决贯彻孙中山创办军校的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政治工作，使军校面貌焕然一新，师生政治觉悟提高。教师认真备好课，讲好课；学生认真学习军事政治，成绩显著。

　　11月3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辞别，准备赴北京与冯玉祥将军等商议国家大事。周恩来等发动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孙中山作报告。孙中山在报告中论述了这次赴北京的目的，指出：“以前革命都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效力方大。”他还说，这次赴京，“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

　　周恩来认为孙中山的报告很好，布置学生利用适当时间讨论，领会孙中山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彻底革命精神，从而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军政学习，以便学好军政理论，学会打仗，准备日后奔上沙场，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一祖国而战斗。 通过平定商团叛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等同志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那时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经费很困难。为此，趁孙中山动身赴北京前，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等同志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取得孙中山蒋介石和廖仲恺的同意，从黄埔军校等军事部门中抽调军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招募士兵，建立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于11月上旬成立，任命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共产党员徐成章为队长，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为副队长，原中共汉口地委委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廖乾五为该队党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赵自选为军事教官，共产党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全队150余人，驻在广州大沙头。这支军队从编制名义上属孙中山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这支革命武装，在保卫孙中山大元帅府，援助工农运动，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镇压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革命武装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是月初，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通过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将《工人运动条例》送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孙中山阅后，认为这个条例符合“扶助农工”宗旨，于是以大元帅府大元帅名义批示同意公开发表，以示援助工人运动，结果大力推动了广东以至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7日，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发动市内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几万人参加广州各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周年大会。孙中山应邀参加大会，发表演说， 重申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发展与苏联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以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对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谈判国事，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是坚决支持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却担心这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而不赞成。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来看，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推向全国，周恩来等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均赞成孙中山北上，遂向中共中央反映中共广东区委的观点，以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

　　12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周恩来等出席了这个盛大的集会。孙中山在会上说：北京政变“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革命党”。表示决心赴北京，到北京各地，“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并勉励到会群众以至会外广大人民“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 孙中山对国内革命党内情况的正确分析，使周恩来十分钦佩。他决心带领广东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将来再推动北伐，进而促进全国统一。

　　在周恩来和广东各工会领导人发动下，广州96个工团将刻有“定鼎中原”四个端正字体的银鼎一座赠送给孙中山。孙中山面带笑容，收下这个银鼎，并表示感谢广州以至广东各工会团体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后称中山舰）离广州北上，途径黄埔军校时上岸。周恩来等发动军校师生热烈欢迎孙中山到军校。孙中山偕宋庆龄检阅了黄埔军校学生的军事演习，并当场发表演说，赞扬学生有“忍苦耐劳，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检阅后，周恩来等欢送孙中山宋庆龄登上永丰舰赴北京。孰料从兹一别，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