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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四英烈 古冢碑犹存

  游人如织的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北侧,一片幽静的松林里,一座简朴的遗址碑上,书写着“彭杨黄张四烈士墓遗址”十个大字。原来,这里曾经建有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彭家珍、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四位烈士的墓地和纪念碑。

  武昌首义,神州震动,革命之势如喷薄的岩浆四处蔓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但反动王朝统治中心北京城,因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仍是铁幕沉沉令人窒息。就在此时,猛然炸响的两声春雷,打破了帝都死一般的凄寂,革命形势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光明和生机。

古老东华门一景

  1912年,复出后的袁世凯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四处镇压革命势力,新生的革命军遭遇到的巨大威胁。1月16日中午近12点,袁世凯下朝乘车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街口,路边三义茶楼上飞出一枚炸弹,在车队中爆炸。护卫忙催车急行,紧接着,天顺茶楼又飞出一枚炸弹,炸在袁世凯的车前。行动队员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先后冲出,准备继续掷弹射击时,被护卫军士阻止扑倒。袁世凯趁乱弃车换马疾驰而逃。闻讯赶到的军警迅速封锁了现场,继而在全城大肆搜捕,一日之间抓捕上百人。其中虽有十余位革命党人,最后均因缺少证据保释出狱。只有张、黄、杨三人在严刑拷打三日之后,惨死于极刑。

  刺杀虽未成功,却令袁世凯惊魂不定闭门不出,时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共和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抛出了新筹码:劝说清帝退位接受共和,孙中山让出大总统,由袁担任。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接受了共和派的意见,于是原本势如破竹的北洋军,停滞了对各省起义军的攻势,转而以“缺粮、缺饷”为由向力拙难支的清廷施压。因此,阻碍共和的最大障碍,由战场上的北洋军转变为冥顽不化的宗社党。

  朝中袁世凯、奕劻等一方面利用手中军事优势压制各地起义军,一方面胁迫皇室接受共和改制退位;而溥伟、载泽、良弼等宗社党人则死守英国、日本式宪制改革的底线,坚持认为“皇权不可废”。爱新觉罗·良弼作为掌握军权精通政务的人物,是保皇立宪派的核心支柱。

  良弼先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幼弟,他生在成都,长在武汉,少年丧父,求学刻苦。二十出头由湖北官派留洋,就读于日本步兵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后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禁卫军统领、训练大臣、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的要职。良弼为人精明干练,又有宗室背景,时年三十五岁,已经成为朝廷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距刺袁案短短十天后,又一起爆炸案发生了。这一次行刺的目标,即执掌禁卫军兵权的宗室将领良弼。谋划刺杀良弼的,还是刺袁行动的负责人、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

  与良弼一样,彭家珍也出生于四川。他自幼勤奋用功,十五岁投笔从戎,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因成绩优等,被派送日本考察,回国后任新军排长。此后数年,彭家珍以新军军官的身份为掩护,辗转数省,多次参与起义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身为四品正军校天津兵站副站长,利用押运之机,将派发南方战场的五千支步枪、五百万发子弹,送到在滦州准备起义的部队手中。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肘腋之地发生兵变,使本已风声鹤唳的清廷更加惶恐失措。

  滦州起义后,彭家珍南下上海,与中山先生会面,筹组北伐蜀军,被推选为蜀军副总司令。然而,他却以更熟悉秘密工作为由,辞职北上,就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着手组织实施对清廷重点人物的“斩首”行动。他根据形势分析认定,此刻清帝年幼,太后、摄政王等朝廷重臣均腐朽无能,只要良弼一死,南北共和的路上,将再无更多的滞障和掣肘。

  后来,彭家珍亲自行动。一袭军装、身揣炸弹,先到军咨府、再到良弼旧宅都扑了空。在西四大红罗厂胡同良弼新府,终于得到良弼将至的消息,于是递上伪造的名片,坐在门房吃茶等候。当良弼的马车刚刚停稳,彭家珍便缓缓出门迎面走去。他的行动没有引起护军侍卫们的警觉,但良弼却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人嗅觉。下了马车看到径直走向自己的彭家珍,良弼立即转身拔腿便跑。彭家珍抛出炸弹,随着一声巨响,十余人应声而倒,彭家珍也当场牺牲。良弼左腿被炸断,两日后死在病床上。据说死前曾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吾也!吾死,清廷亡矣!”果然,仅仅十几天后,《清帝逊位诏》发布,大清王朝统治黯然落幕,神州大地迎来了共和后的第一个春天。

四烈士纪念碑

  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把四位烈士的遗体、遗物入殓,在当时的西郊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内立碑筑塔供人瞻仰纪念。“文革”中红卫兵砸毁了饰有青天白日标记的四烈士墓地建筑,1990年,应烈士后代要求,在原处建成这座四烈士墓遗址碑。

  暗杀之风几乎贯穿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在民族危难之际,“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是当时激进青年的口头禅。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挑战和对抗腐朽的清廷,把自己短暂生命化作幽暗历史岁月里璀璨的星光和轰鸣的春雷。毋庸置疑,不管这种方式是否应予商榷,但他们为革命敢于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地尊崇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