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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满清官员

　　在我们熟悉的辛亥故事中，以“反满”底定革命早已是题中之义。可是，当有关革命的激情与想象化身于真实的历史，真相就不再是那么的一往无前了。《茶馆》里的常四爷，气苦得连眼泪也流不出来，只在呆想，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许诺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旗人眼里，变成了这个模样。所以，一切才必须细说从头，从美国人路康乐笔下以八旗驻防“族群灭绝”的威胁揭幕并展开的辛亥年开始。

　　“旗人”与“满人”：革命叙事的开始

　　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多年，除了时常被提及的“八旗生计”和太平天国时期特殊的屠满事件，“满”与“汉”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尖锐敌对。旗人是一种职业、一种社会身份。而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满人”一词开始频繁现于报章宣言。从“旗人”到“满人”的变化，不是一种单纯的词义转换，而是融进了大量的历史记忆和当下的政治论述。“反满”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潮流中最激越人心，也是最具批判性的一个口号。

　　关于反满思潮的动员和鼓荡全中国的具体过程，路氏并没有展开论述。而在书的导言中引用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作为晚清满汉矛盾的一个开篇。在我看来，梁启超在1903年《新民丛报》上引用的“和事人”来函一则，其实更能揭示清末反满主义隐微的政治涵义。这位署名“和事人”的丛报读者说，“排满”一义实由救国而来，“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满于是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句话，对“排满”发端与内在的揭示可谓一针见血。“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这在晚清不单构成思潮，而且成为动员各阶层投入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效手段。杨度在1907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径直将“排满革命”称为“操术”。排满的理由各异其言，有讲“报仇”的，有讲“争政权”的，有针对“满人不能立宪”的，也有以“立宪不利于汉”为由的。这些理由单独看皆似无理，但汇成“排满”，则胜在办法简单，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这样的口号，应用于社会，“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排满主义在晚清中国沸沸扬扬，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种“无理由”、简单却绝决的态度。“黄种国民应有恨”、“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杀”、“念华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历史，誓为种族流血”……诸如此类的言辞，在辛亥期间的报章杂志中俯拾皆是。一百年过去了，但至今读到，还是不免震撼。广东人谢公惠在其《辛亥杂忆录》中不无感慨地说，士子们的演讲和文章例有驱逐鞑虏之类的词句，成了那个时候的“八股文章”。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排满那是一种“政治正确”，在充斥着“复仇”和“血”的义愤当中，理智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身处在辛壬狂烈的排满浪潮中，冷眼旁观的严复却禁不住黯然：各人都在作“汹汹”之论，“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种族之恨与复仇之图能快一时之意，却必将贻祸于后世子孙。

　　这是严复的忧虑，是辛亥年许多旁观者看不懂的激情，实际上也构成了后世讨论辛亥革命无法回避的一个悖论。由种族推衍革命，胜利者又如何在此后“共和”“自由”的年代里，回看自己的这段历史。隔离与复仇，可作为一时之势，却无法成为长久的合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辛壬之际，革命派几乎未作辩论，迅速完成了由“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转变。在我看来，这正是辛亥年的有趣之处。不在于路氏已在书中详细描述的八旗制度、清廷的改革努力和反满暴行；却在于，这些晦暗不明的矛盾和不做抗辩的转折。“反满”是中国现代革命叙事的开始，它的多歧则正将预示现实状态下中国革命的复杂与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