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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的7月12日，上海在绵绵细雨中喧哗。放弃去世博园凑热闹，从浦东乘地铁来到闸北公园。去闸北公园是来前就在心里计划好了的，也是今年与家人旅游选择上海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海的闸北公园里，躺着一位我无比景仰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遗忘了，然而，这几年，我想走近他的愿望却是那样的强烈，强烈得不可抑制。

　　从地铁口走向闸北公园的林荫道上我才告诉家人，此来闸北是为了看看宋教仁的陵墓。当七岁的儿子问我宋教仁是什么人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毕竟太小了，我只是说：宋教仁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儿子是一个善于联想的家伙，他说出了一个大人物的名字，问我：难道比他还伟大？我说：在我的心里，宋教仁比很多大人物都要伟大得多。

　　与大上海的繁华、喧闹和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闸北公园是那样的朴素、宁静甚至有些冷清和凄凉。公园里游人稀少得可以忽略不计，我有点愰惚了，怀疑是否回到秦汉魏晋，又或是走进了某个原始村落，不免有些酸酸的感觉。宋教仁的陵墓就在公园的左手边，距公园大门大约只是50米左右，我一路小跑至墓前。

　　多少个日夜魂牵梦萦，多少次梦里深情呼唤，先生，今天，我终于来到你面前了！

　　半拱形状的墓地前有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西装革履，风流倜傥，表现出政治家的气质与男人的风度。墓前的石碑正面刻“渔父”两字，系与国民党政见相左的章太炎先生篆文手迹。背面刻着先生挚友于右任所书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先生孤独地卧倒于这个纸醉金迷的大都市的偏僻一隅，倒有绿树、青草为伴，空气还是清新得让我羡慕，墓前亦少人打扰，只有两个年老的妇人在津津有味地打羽毛球。确实是一个适合颐养的地方。然而，先生不是一个安于享乐之人，脑子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骨子里蕴藏着无限的为国家与民众扑汤蹈火的勇气。可惜，纵然先生志在鸿鹄，才高八斗，却也只能躺在这厚厚的水泥地板下，放纵云卷浪涌，风肆雨掠。

　　一切，都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清晨，一位刚刚升起于黑暗、专制的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之星，一个可以给芸芸众生带来光明的政治天才，在上海沪宁铁路医院殒落了，他的凋殒落始于两日前的深夜从上海沪宁车站（今上海火车北站）的阴暗角落里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是年，先生年仅32岁。

　　先生之死惊天动地，无论同志、朋友，还是对手、敌人，皆表达了或真或假的深切哀悼：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在先生遇刺的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得知先生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北京政界及全国新闻界对先生遇刺极为震惊，发电发文深表关切；上海市民前往看望者络绎不绝，先生的追悼大会盛况空前，据说有两万余人挥泪悼念先生。先生灵前堆满政客名流的挽联。孙中山：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汤化龙：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张子通：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徐元章：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

　　唁电、挽联、悼词，络绎不绝、铺天盖地，气氛之浓烈、文字之凄美，足以感天动地。然而，无论真心假意，先生受之无愧。

　　十分惭愧，同为乡党，几十年来，我对先生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议会迷”，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背离正确道路的“罪人”，只知道先生死于袁世凯之手。真正认识先生，也不过十年时间，是广泛的阅读让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宋教仁”，我坚信，这个全新的“宋教仁”才是真正的宋教仁。从此，先生让我魂牵梦萦，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我曾经在各种场合表达我对先生的敬爱和崇拜，亦不遗余力地宣传先生之基本思想，可是应和者廖廖。好几次，回到常德的时候，我都想到先生之出生地走走，我的老家离桃源县不过百余公里，可是，朋友每每告之，已无踪迹可循，先生之祖屋早已荡然无存。不仅无迹可循，先生之英名，其家乡桃源县，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好多次，我与乡人谈到宋教仁时，乡人皆是一脸的茫然。一年前，听说桃源县正在修建先生纪念馆，听后大喜，认为此乃功德无量之举也。尽管因其漂泊在外，没能来桃源县一觅先生当年足迹，但走近先生，走进先生内心世界的愿望却是日甚一日，不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