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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宋教仁

 

  2010年的7月12日,上海在绵绵细雨中喧哗。放弃去世博园凑热闹,从浦东乘地铁来到闸北公园。去闸北公园是来前就在心里计划好了的,也是今年与家人旅游选择上海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海的闸北公园里,躺着一位我无比景仰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遗忘了,然而,这几年,我想走近他的愿望却是那样的强烈,强烈得不可抑制。

  从地铁口走向闸北公园的林荫道上我才告诉家人,此来闸北是为了看看宋教仁的陵墓。当七岁的儿子问我宋教仁是什么人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毕竟太小了,我只是说:宋教仁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儿子是一个善于联想的家伙,他说出了一个大人物的名字,问我:难道比他还伟大?我说:在我的心里,宋教仁比很多大人物都要伟大得多。

  与大上海的繁华、喧闹和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闸北公园是那样的朴素、宁静甚至有些冷清和凄凉。公园里游人稀少得可以忽略不计,我有点愰惚了,怀疑是否回到秦汉魏晋,又或是走进了某个原始村落,不免有些酸酸的感觉。宋教仁的陵墓就在公园的左手边,距公园大门大约只是50米左右,我一路小跑至墓前。

  多少个日夜魂牵梦萦,多少次梦里深情呼唤,先生,今天,我终于来到你面前了!

  半拱形状的墓地前有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西装革履,风流倜傥,表现出政治家的气质与男人的风度。墓前的石碑正面刻“渔父”两字,系与国民党政见相左的章太炎先生篆文手迹。背面刻着先生挚友于右任所书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先生孤独地卧倒于这个纸醉金迷的大都市的偏僻一隅,倒有绿树、青草为伴,空气还是清新得让我羡慕,墓前亦少人打扰,只有两个年老的妇人在津津有味地打羽毛球。确实是一个适合颐养的地方。然而,先生不是一个安于享乐之人,脑子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骨子里蕴藏着无限的为国家与民众扑汤蹈火的勇气。可惜,纵然先生志在鸿鹄,才高八斗,却也只能躺在这厚厚的水泥地板下,放纵云卷浪涌,风肆雨掠。

  一切,都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清晨,一位刚刚升起于黑暗、专制的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之星,一个可以给芸芸众生带来光明的政治天才,在上海沪宁铁路医院殒落了,他的凋殒落始于两日前的深夜从上海沪宁车站(今上海火车北站)的阴暗角落里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是年,先生年仅32岁。

  先生之死惊天动地,无论同志、朋友,还是对手、敌人,皆表达了或真或假的深切哀悼: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在先生遇刺的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得知先生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北京政界及全国新闻界对先生遇刺极为震惊,发电发文深表关切;上海市民前往看望者络绎不绝,先生的追悼大会盛况空前,据说有两万余人挥泪悼念先生。先生灵前堆满政客名流的挽联。孙中山: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汤化龙: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张子通: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徐元章: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

  唁电、挽联、悼词,络绎不绝、铺天盖地,气氛之浓烈、文字之凄美,足以感天动地。然而,无论真心假意,先生受之无愧。

  十分惭愧,同为乡党,几十年来,我对先生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议会迷”,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背离正确道路的“罪人”,只知道先生死于袁世凯之手。真正认识先生,也不过十年时间,是广泛的阅读让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宋教仁”,我坚信,这个全新的“宋教仁”才是真正的宋教仁。从此,先生让我魂牵梦萦,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我曾经在各种场合表达我对先生的敬爱和崇拜,亦不遗余力地宣传先生之基本思想,可是应和者廖廖。好几次,回到常德的时候,我都想到先生之出生地走走,我的老家离桃源县不过百余公里,可是,朋友每每告之,已无踪迹可循,先生之祖屋早已荡然无存。不仅无迹可循,先生之英名,其家乡桃源县,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好多次,我与乡人谈到宋教仁时,乡人皆是一脸的茫然。一年前,听说桃源县正在修建先生纪念馆,听后大喜,认为此乃功德无量之举也。尽管因其漂泊在外,没能来桃源县一觅先生当年足迹,但走近先生,走进先生内心世界的愿望却是日甚一日,不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