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辛亥革命党人的三个中国梦(2)

　　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第一，他们推翻的对象是满族贵族，具有种族革命意义，这个和西方不一样。第二，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救亡，挽救民族的危亡是摆在当时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任务，这一点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还有一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贵族、国王、封建主，但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这个阶段，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孙中山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是他用民生主义这个词。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主动地跑到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表示自己要参加第二国际，以及自己成立的党要参加第二国际。孙中山表示我们要吸收西方的文明，同时又避免西方文明的灾难，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在辛亥革命以后，1915年孙中山又主动给第二国际写信，希望第二国际派更多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5年，当时俄国还没十月革命，也就说当时的革命党人已经想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的新社会。当时革命党的《民报》发刊词是孙中山写的，他说你别看西方现在很强大，西方问题很多，贫富差距很大，比如西方工人闹罢工，无政府都在发展。我们在中国建立国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还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所以也就是说，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他们并没有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没有贫富悬殊差距的新的国家，是西方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和西方的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我在这本书里面，对孙中山有个定义，我说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我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最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时期有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呢？我认为有，即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康、梁和孙中山不同之处在于，孙中山不仅要民主革命和政治革命还要社会革命，康梁他们讲当前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们，而孙中山他们是主张替平民考虑，所以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第三个特点，这本书出版的现实意义。这本书对皇权专制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追求。辛亥革命所革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因此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留心发掘当时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本书的又一重点。这本书还着重写了当年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对民主共和的追求。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有一家报纸《复报》“所谓立宪者何？立宪者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这是一百多年前革命党人的理想，今天看来也是我们的理想，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的这本书对当年辛亥革命时候民主共和的理想有比较充分的阐述。我在这本书再版前言讲了辛亥年有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梦，这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的口号。第二个梦是民主共和之梦，就说我们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第一等的民主国家。第三个梦是民生均富之梦，孙中山讲西方国家最大的弊病就是富人很有钱，穷人却连立脚之地都没有。所以孙中山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安乐国，既平安又快乐。我们今天离当年三个梦可能还差得比较多，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继承辛亥革命先烈，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为实现三个梦继续奋斗。

　　多年来我们注意批判资本主义、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忘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邓小平同志1980年发表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说，三个问题比较突出，权力过分集中，一言堂家长制，特权现象。在中国进行改革当然要防止资本主义，也要防止封建主义。贯彻中国梦，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

　　吴思：我读这本书，感觉它跟我最近这几年看的一些转型研究方面的书在理论上很相通。比如，奥唐奈尔与施密特、怀特海德共同主编的《从威权统治转型》，讲得是威权统治向民主宪政的转型，这个理论是奥唐奈尔创建的。奥唐奈尔主要研究南美的转型，他研究的基本路数是分了四派，体制内有两派，一派是强硬派，一派是改革派。体制外还有两派，一派是温和派，一派是激进派，这四派之间有互动。我看杨先生这本书的感觉也觉得是这样的。杨先生没有看奥唐奈尔或当代转型研究的书，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仅看史料了，对理论关注不够。可是杨先生虽然对理论关注不够，但他这本书的整体框架恰好就是当代转型研究最正的那个路子的精华部分。所以我就联想到中国历史研究学界的一句话，叫做“论从史出”。任何好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杨老师这部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书就是要把这个说清楚。他一定要建立个框架，要有个叙事的结构，这个结构恰好就是奥唐奈尔的威权转型理论的四派互动的理论。所以这本书一开头就写体制外的一个人——孙中山先想搞改良然后又开始革命的转换，然后又写体制内（当然指当时的体制）满清贵族和体制内一些改良派之间的争论，以及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结果。从这看，杨老师的“论从史出”正是达到了当代转型研究的那个水平。

　　转型理论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又出现一个代表人物，叫林茨。他写了《民主的转型与巩固》这本书，谈得还是威权社会向民主宪政的转型，他在四派互动的理论基础了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林茨将这四派所处的市场经济、国际环境、法制制度、公民社会、国家机关运行的情况、观念的力量，都作了分析。而杨先生这本书也有异曲同工之秒。

　　在我看来，杨先生这本书还和亨廷顿的《第三波》书中讲的政府和民间互动协商模式有相通之处。按照亨廷顿的理论，我感觉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体制外的温和派与体制内的温和派联手协商的结果。

　　按照当代转型的研究和亨廷顿的理论，辛亥革命所处的转型属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波转型。这些转型经验都是对未来转型有参考意义的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不仅没有过时，这种研究不仅没过时，这本书恰好还能够不断提供给我们指引和启示。我认为这本书不论写法还是论述都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