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轩：继往开来，将中山伟业薪尽火传(3)

　　记者：孙中山先生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尚明轩：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起码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遍人（即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无所适从。”1979年2月间，我受宋庆龄委派曾去整理过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图书室，见到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等，并且范围广泛，可以从中考察其学理的渊源。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有不少误解，但他不仅对它有所了解，而且确因涉猎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比如：他对出现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均产派”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消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应该说这对于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是很到位的。孙中山最为推崇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派”，即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

　　孙中山是为救国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的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又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的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有如孙中山深切感受的：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运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孙中山从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更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人支持他的事业。他特别表明，不主张走完整的资本主义道路，希望找出一条既有民主政治，又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式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孙中山一再声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世界。”又指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他还认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叫“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所称：“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又以生存为重心”，才和他的主义“若合符节”。孙中山说：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生产。他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这里，孙中山正确理解了中外古今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同特征，即“共产”，也就是说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权和分配的平等，特别是实行“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即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土地、森林、矿山、铁路、电气、邮政等部门和主要企业的国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以消灭商人的垄断。他认为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通过它，“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这里仅就上述理想本身而言，应该是高出于中外乌托邦的理想。其中实行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理想的必要条件，尤为中肯确切。他所提出的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决定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论点，也发人深省。

　　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理论，他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实业发达后以求适用，而应是用一种“思患于未然的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孙中山主张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即主张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用和平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改良社会”。应该说，这一想法是颇具匠心和卓识的。

　　1911年11月，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对外实行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等观点。他把引进外资比喻为是“水之就壑”，是水到渠成，势在必然。随后，又提出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前提下实行开放主义，把吸收外资和“主权在我”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胜利回国时，他专门带回了多种欧美最新的社会主义名著，准备要“广为鼓吹”，大加宣传。同年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在上海宣称自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曾应社会党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连续3天演讲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他不仅向社会党人，而且向各行各业群众宣传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之一。1924年，他在广州所作民生主义的演讲，则是孙中山再度宣传社会主义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

　　孙中山一再告诫国民党人：“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这既是他处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好了解的肺腑之言，也是确实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世界潮流发展需要的至理名言。

　　孙中山主张文明开放、市场开放，进而主张在“权操自我”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人才和方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且可以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助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当然，孙中山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及其实现办法，具有不少空想成分，本身也存在矛盾以及与现实的差距，同今天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差别。但是，要求高度发展生产力、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都表现了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在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时，自觉吸收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既有物质成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解决遇到的难题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对社会主义的大力宣传、热切向往，完全是出于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实现祖国现代化的善良愿望。他是为谋求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的工作作出最多、最可贵探索的杰出先进人物。

　　总之，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先行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示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

　　我们公允评价并探索孙中山，弘扬他的思想和精神，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把历史当作艺术品来欣赏，而是将世纪伟人的伟业薪尽火传，继往开来，从中吸取聪敏智慧，去面向未来，使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生活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