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风云：革命是最猛的一剂药(3)

　　南都：各省的独立实际上意味着对清王朝的背叛了，他们就没有顾虑吗？

　　汪荣祖：各省的独立主要是受到士绅阶层的影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士绅们渴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清政府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这一要求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士绅的影响力之大。而且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如果不自保的话，整个省都会乱掉，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实际上，在义和团运动时，刘坤一、张之洞就在南方搞过“东南互保”，这样才保全了东南部，所以也是有先例在的。

　　南都：立宪派在各省纷纷独立以后，对清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

　　汪荣祖：立宪派在独立之后也不想再回去被清政府统治。他们当时主要还是和袁世凯在谈，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就让袁世凯来当总统。后来袁世凯也答应了，而且他还想做好人，对满族皇室说，只要清帝逊位，民国会给他优待，并且能让他继续在紫禁城里做皇帝。所以后来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并不是因为孙中山自愿。而是之前立宪派就跟袁世凯谈好了，孙中山没有办法，非下台不可。

　　南都：那为什么民国元年还要把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呢？

　　汪荣祖：孙中山12月才从国外赶回来，这时辛亥革命已经进入了尾声，但整个政局尘埃未定，士绅们都不愿意出头，临时大总统成了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触碰。当时中国一共有18个省，但当时也没有选举制度，那怎么选呢？这个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你是江苏人，你就代表江苏；你是浙江人就代表浙江，这样才凑齐18个人。由这18个代表18个省来投票选出总统。因为孙中山长期在国外，和国内没有任何矛盾，再加上一个在江浙联军做总司令的广东人的支持，便顺利当选了临时大总统。

　　南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因素，比如说难民、社会动荡等等，这些东西在各个朝代交替时期都会出现。而像我们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还是一个表层的东西，它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

　　汪荣祖：对，当然这些外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西方来的。但我觉得真正在起了作用，还是我所谓的三股势力，特别是难民和立宪派。像革命党主张动刀动枪的力量也非常小。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那些主张在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革命党都被那些所谓立宪派掌权的人给清除出了政权。所以同盟会讲的平均地权都做不到的，根本没有执行的能力。

　　革命是给病国下猛药

　　中国一开始是洋务运动，到康有为变法时又进了一步，要改革体制，要君主立宪。到了革命就更激烈了。这就好像有一个病人要吃药，这个药吃了以后没有好转，就加猛药，这个猛药不行的话，加更猛的药——革命就是最猛的药。

　　南都：从你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立宪派确实在辛亥革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立宪派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改良派在清末新政时的变种。在甲午海战之前，改良派占据了中国政治变革的主流。从甲午海战之后则呈现出革命派与改良派交织运作的状况。您怎么看改良派对革命派的影响？

　　汪荣祖：改良派对革命派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当然，改良派是不主张革命，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就是暴力，而暴力必然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当时严峻的局势下，如果贸然发动暴力革命，很有可能让列强趁虚而入，把中国瓜分殆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改良派也没有把满清皇室视为异族，他们认为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所以只需要进行改良就可以了，没必要强调种族革命。

　　虽然他们的想法与革命派迥异，但是改良派确在无意中帮了革命党的忙。像康有为是极力反对革命的。但他在维新变法时，为了给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康有为对古文经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认为它们都是后人伪造的。康有为在当时中国社会提出这一主张是了不得的大事，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帝国中，儒家是整个政权存在的思想基础，而儒家正统思想的基础就是古文经。康有为的这一说法，无异于将整个传统社会的整个基础都给晃动了。这等于在思想上打开了洪水的闸门。

　　南都：1895年以后，实际上改革跟革命两股实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后来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把改良(立宪)给压住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汪荣祖：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1900年到1910年，立宪一直是占上风的，最后武昌起义这些事情，从思想发展来说，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各省纷纷独立，等于是逼上了共和之路，你立宪主张得再好，事实已经是共和了。

　　从长远的思想史来看，我觉得可以跟日本做一个比较。为什么日本没有革命，中国却有革命呢？因为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的，他们没有改变，一直这样过来的。在中国，革命是一句老话，所谓革除天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革命。但到了清朝末年，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了，因为有新思想进来了。最有影响的要数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到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最基本的信念就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无疑给中国人造成了强烈的危机感。如果你不大力来改的话，中国就要亡国了，要被淘汰了，所以很容易变成一个极端势力，变成革命党的思想利器。而且因为中国目标大，跟日本相比，受到西方的压力要大得多，几乎所有的列强都在中国，所以中国要想改的话也是困难重重，负担很重。所以中国一开始是洋务运动，要购买西方的枪炮，到康有为变法时又进了一步，戊戌变法是要改革体制，要变君主立宪。就是说越来越激烈了，到了革命就更激烈了。这就好像有一个病人要吃药，这个药吃了以后没有好转，就加猛药，这个猛药不行的话，加更猛的药——革命就是最猛的药。

　　南都：那么民国建立以后，立宪派对共和是什么样的态度？

　　汪荣祖：共和以后，大多数立宪派和士绅派都选择接受现实。他们觉得袁世凯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支持袁世凯。但是在立宪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特别是袁世凯当皇帝失败以后，几乎就都不谈君主立宪了，转而主张民主立宪，这相当于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新阶段。但是像康有为这样比较保守的立宪派，在思想上还是反对共和的。康有为并不是反对共和本身，而是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共和的阶段。在康有为利用今文经中“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发展而来的“三阶段说”中，他把“据乱世”说成“君主专制”，“升平世”说成“君主立宪”，“太平世”说成“民主共和”。他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进入共和阶段，所以一直想搞适合当时中国的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满清遗老也有很大的区别，他并不是完全袒护满洲人。事实上，他认为清朝要不要都没关系，但一定要有一个皇帝。他提出可以用孔子的后代来做皇帝，即“虚君共和”的主张。但在复辟失败以后，康有为整个政治态度也变得消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