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辛亥革命是场巨浪 历史不能沦为废墟
辛亥革命网 2011-10-18 00:00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兴涛 查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
祝 勇：作家(《辛亥年》作者）
祝勇：辛亥革命是一场巨浪，涉及到很多层面，形形色色的人都卷入到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革命者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依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因此，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回望一百年前那场革命，才能在历史中融入我们今人的思想，使历史不至于沦成与现实无关的废墟。
当然，如同余英时先生在追溯朱熹的历史世界时所说，我们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梳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
黄兴涛：过去研究辛亥革命比较关注革命党，革命阵营，而对“反革命阵营”、“旁观者阵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阵营关注得不够。1910年，怪杰辜鸿铭写过一本书叫《清流传》，又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书中认为中国有三个阶层，一是贵族，一是文人士大夫，一是民众，在他看来，满族尽管那个时候不怎么样了，却仍然是贵族，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可缺失。当然，他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端方、铁良、摄政王等满人高官，还批评了袁世凯、张之洞等汉官。辜鸿铭的观点虽然保守，但做他那样的评价也是需要多方面勇气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满族作为一个群体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士大夫都关心，都愿意给予整体的评价和整体的认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不做这样的认识呢？
祝勇：您刚才说到皇族一个被排除在辛亥革命的传统叙事之外的政治群体，我再谈一谈立宪派。歌颂革命派，并不等于一定要妖魔化立宪派。当年革命派是在打击立宪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一百年已经过去，把立宪派、改良派推到对立面，甚至有人批判梁启超的所谓“反动思想”，反映出一些学者仍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
黄兴涛：关于辛亥革命，章开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写下《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指出“我们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政治史，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意力往往多是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这样，自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更多视角，
经济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
祝勇：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中国的手工业情况是怎样的？纳税人有多少？这些搞清楚了吗？很多都没搞清楚，章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同样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章先生提到，在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中，拟定的经济调查项目多如牛毛，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岁入、岁出、积储，等等等等，非常详细；在同年春《浙江潮》第2期刊登的《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中，仅社会一类的调查项目，就包括户口、民智、人民强弱、地方贫富、人民生计、风俗、望族、富户、地方自治、家族自治、善堂义举，秘密会社，等等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信息。
黄兴涛：20世纪80年代对辛亥革命有很多很好的研究。章开沅先生在1983年写过一篇《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答台北学者》。大陆学者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台湾学者认为是全民革命。美国学者认为不能叫全民革命而是士绅革命。章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论证了为什么要做阶级分析，你可以不用阶级这两个字，但社会有不同的集团，因此就要做这方面的分析，如革命结果到底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当时社会到底哪个阶级、阶层处于先进的地位等等，章先生做了很好的分析，他当时的分析现在看来也很有水平。他是很有理论修养的学者。
金冲及、李文海等先生，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提示我们，对辛亥革命这样的事物究竟该如何看？阶级分析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分析，但恐怕也还可以有别的视角。
祝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30年，随着学术国际化接轨，一些国外的研究方法开始介入到中国历史研究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过程中来。比如说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交叉学科研究角度，使辛亥革命研究更加丰富。这方面的进展，包括饶怀民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严昌洪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薛君度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等。我在写《辛亥年》的时候，也尽可能地想站在更广阔的角度认识辛亥革命，我甚至采用了市井平民的视角，为此看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报纸，尽管有些材料很细小，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辛亥革命，认识那个年代。
跨越各界的知识共同体
是怎样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