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话首义——访辛亥史专家冯天瑜(3)
辛亥革命网 2011-07-05 00:00 来源：光明网 作者：李小花 查看：
其三，运用长时段理论探讨辛亥首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或然性。以往多将辛亥革命视做一个短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视野失之狭窄。近20年来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研究时段上仍然不过10年左右时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辛亥首义史》运用“时段”理论，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启承转合。是故，该书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 “事件”（evenements）的同时，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
李小花：你从宏观的学术视野上所做的这些深度思考，可谓对对历史进行了合情入理的诠释，为辛亥首义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角，引人思索。但是您在该书中同时也十分强调考订历史细节的重要性，对辛亥首义史实考订就有几十处之多，您为何如此重视史事的考订？
冯天瑜：在我看来，“历史”略分二义：历史实际过程，可谓之“历史1”；对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诠释，可谓之“历史2”。该书当属“历史2”，但意在逼近“历史1”，故以载记、考证为主务。我在该书导言中写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话语：“如果说，新闻摄影师的座右铭是：‘假若你拍摄得不够真切，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历史学者也应当这样自励：‘如果历史真相还模糊不清，是因为你考证不够翔实’。”所以，《辛亥首义史》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勾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
李小花：这种态度真是令人敬佩。但是关于辛亥首义的种种细节问题，其考订是无法穷尽的，不仅当事人的回忆莫衷一是，史籍记述也多有歧义。这一定为您的著述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吧？您能具体给我们讲一个史事考订的例子吗？
冯天瑜：难度倍增的同时，乐趣也自在其中，会激励人不断地去探索。那好，我就讲讲“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这个问题吧。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本人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但是我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辛亥首义史》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认为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另外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相一致。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性昭著，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然而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第一枪虽非由他打响，然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李小花：经您这样一分析，我想对于辛亥首义第一枪的问题，应该算是有定论了。冯先生，这次谈话让我获益匪浅，真的很感谢您！最后，我代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衷心地祝愿您身体健康，再创佳作！
（李小花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