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信史走进科学殿堂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红岩春秋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09年9月7—10日,“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本研究项目由中美日三方著名学者发起,中方发起人是中

  受访者:杨天石

  访问者:刘志平

  访谈日期:2009年9月

  访谈地点:重庆北碚海宇温泉大酒店

  刘志平(以下简称“刘”):杨先生您好!会议很忙,谢谢您繁忙中接受我们的专访。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做得很好的一档节目。这些年做了很多历史文化题材的节目,在国内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国学热”。很早以前您就在《百家讲坛》作讲座了,作为著名史学家,您怎么看《百家讲坛》和今天的“国学热”?

  杨天石(以下简称“杨”):我在《百家讲坛》作讲座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讲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03年,那时我讲的是戊戌变法,当时,《百家讲坛》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做这个节目;第二次讲的是慈禧太后。我讲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后来告诉我,在一次节目评比中,我讲的戊戌变法收视率很高。我当时很奇怪,戊戌变法这样的历史题材怎么也会成为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呢?我想这反映了老百姓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愿望。过去史学著作过分学术化,和老百姓比较隔离。现在出了很多“地摊作品”,趣味性、生动性、可读性强,但低级、庸俗甚至胡编乱造,传播的不是真正的历史。《百家讲坛》邀请的都是有比较精深研究的专家来主讲,这就找到了一种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起来的形式,推动了历史学走向大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刘:我们知道,您1960年就从北大毕业了,是令我们敬佩的一代知识精英。但你们那一代知识精英后来大多经历很曲折,能谈谈您的经历吗?

  杨: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家发展经历曲折的年代个人都吃过一些苦,但我吃的苦要比许多人少很多、轻很多。我1955年考入北大,当年北大划了4批右派,我没有被划入,这是很大的幸运。

  在反右运动中,我的最大“问题”就是认为没有那么多右派。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当时班上有个同学被划成了右派,我就去找支部书记,说他不可能是右派。为什么呢?他1949年以前是福建地下党员,此后参加了解放军,复员回来后成了大学生。他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还举例说,毛泽东1957年接见共青团中央代表时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的这位同学当天中午就把这句话工工整整抄在大字报上贴在床头。支部书记却说:这是假象。第二件是,支部书记动员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所以我在反右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第三件是,我给团支部汇报思想时说:我在中学做过团干部,发现做人的工作很有意思,我想如果不考大学,我就一辈子在中学做人的工作。现在我读大学了,那我就要用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句话并没有错啊。后来支部书记说我“标榜用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所以这句评语就写进了我的毕业鉴定。我在大学的成绩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最后我的分配不太好,与这很有关系。

  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院,最长的学制半年,最短的1个月,我在那里教语文,呆了1年半。后来这个学校下马了,我就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了16年的中学教师,1978年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在中学前后呆了18年,你说吃苦没有?也算吃了一点小苦吧。我在师大附中时,“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定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成为学校第三劳改队成员。当时第一劳改队的成员是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第二劳改队的成员是党员、班主任、教研组长。而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班主任,所以在第三劳改队。

  从一个学者对时间的概念和在学术领域的业绩来说,那18年间被浪费掉的时间太多了。我们那时最高理想就是进社会科学院。毕业分配时,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是给我的分配却是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一耽误就是18年啊。

  刘:这也应了一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18年的期盼,但最终还是进入了国家最高学术殿堂。先生学的是文学,为什么却进了近代史研究所呢?

  杨:这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了。18年间尽管我在中学教学,但是我还在继续写东西。先是研究近代文学,后来我发现搞文学不懂哲学不行,所以我就研究中国哲学史。我最早的三本书都是讲中国哲学史的,包括朱熹、王阳明、泰州学派。研究近代文学又不能不了解近代史,所以我又做起了近代史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近代史的文章。另外呢,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进研究机关工作,至于是哪一个专业我都无所谓。哪里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历史所、哲学所、新建设编辑部,他们都想要我,但是近代史研究所要得最坚决。我本来想做几年近代史研究回过头再做文学研究,但一去近代史所就踏上不归路了。现在不仅是我在做近代史研究,连我的女儿也在继续走我的路。

  刘:《南方周末》曾对您做过深入的采访和报道,赞誉您是“能把蒋介石看透的人”,请问先生为什么对研究蒋介石感兴趣?

  杨:这个要从我的研究工作历史来看。

  中国古来就有修史的传统,比如从《史记》开始,一代一代地修下来,从来没有停顿过。新中国成立后,也需要编修过去的历史。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参与编写《中华民国史》,这项工作是上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来的。我最早执笔写的是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建”,这时的历史主角是孙中山,因此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孙中山。第一编写完成后,接着往下写,我的任务是研究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的主角当然就是蒋介石了。所以,我又开始研究蒋介石。所以,我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研究,是随着《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而前进而发展的。孙中山去世以后,蒋介石就成为中国历史的核心人物,他是当时国民党党政军的第一把手,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他领导决策的。因此研究蒋介石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意义重大。所以,我研究蒋介石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段科学的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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