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现在可以更全面评价辛亥革命了(2)

　　文汇报：有论者认为，武昌新军工兵营的炮声所引发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有一定的偶然性。辛亥革命真的如一些论者所言，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么？

　　金冲及：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所决定。这就是必然性。至于某些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怎样发生，又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总以偶然性作为它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辛亥革命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的产物。中国濒临灭亡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一切爱国者的心头。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就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而清政府却一意媚外，又那样专制和无能，许多爱国者经过多次尝试后丧失了对它的希望。这才会有千百万人起来拼命。那些把辛亥革命看作偶然发生的人，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实在太隔膜了。至于武昌起义以新军工兵营的枪声为起点，自然有偶然性。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革命党人长期在湖北新军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准备，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

　　文汇报：暴力革命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否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金冲及：应该采取暴力革命还是温和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来做判断，而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后者是它的经常形式，前者是它的补充形式。

　　千百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所能任意鼓动和制造出来的，总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第一，有如前面所说，当时中国面对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使那时的爱国者产生一种特别急迫的心情。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这使他们不得不奋不顾身地投身武装起义。第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权利。清政府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改革，使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这迫使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拿起武器。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

　　至于“社会动荡”，有不好的，也有好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都经历过相当长期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它猛烈地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为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扫清了道路。难道能够指责并反对它们这样做吗？

　　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文汇报：由于单纯依靠革命会党，缺乏底层动员和社会呼应，尤其是缺乏中国农村的参与，辛亥革命前的十数次反清运动都失败了。革命的依靠力量找不准，是不是只会宿命地导致革命的失败？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不只是单纯依靠会党，以后在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宣传工作，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原因所在。它的重大弱点是没有依靠并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实现农村的大变动。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应该说两句话：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是辛亥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而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又是它失败的原因。这两句话，丢了哪一句都不完全符合实际。

　　其所以如此，不能归结为主观上的“依靠力量找不准”，更根本的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成熟，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文汇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后来的进程依然证明，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是个艰难的过程。新式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们的单打独斗是否也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沦为混乱的主因之一？

　　金冲及：把新式知识分子等称为“社会精英”，现在相当流行，它是从海外搬来的。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种称呼，也从来没有这样用过。因为它意味着把社会上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看作“庸众”，这恰当吗？也许只是出于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

　　辛亥革命的一个大功劳，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一点不仅落了地，而且也可以说生了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很快就失败了，以后也再没有人能把历史车轮倒转回去。至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当然是长期的任务，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讲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沦为混乱”，大概主要是指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它确实给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一则它引起人们的深思，继续向前探索，终于闯出一条救国的新路子来；二则它意味着旧的社会势力再也无法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从而为日后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文汇报：您曾经提出一个论断：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后来的五四运动。您是在哪种意义上做出这个论断的？

　　金冲及：辛亥革命过了七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自然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从思想领域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主精神的高涨，二是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面这一点。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民国”看起来只是一块招牌，但有这块招牌同没有这块招牌很不一样。《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方面在实际上依然故我，但民众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七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