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骧在滇主办追悼黄兴大会(2)

　　三、长期在蛮烟瘴雨的险恶环境中与清吏周旋

　　云南自古就是个蛮烟瘴雨之地，各式各样的疔疮瘰疬，无名肿毒，千百年来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七月渡泸，深入不毛，未过十人二三死”，讲的还只是滇东北方向的泸水，如果是滇西南地区，天气炎热，就更被人视为畏途。

　　二十世纪初叶科学不发达，人们对于很多流行的恶性疾病辨别不清。瘴气主要是指是疟疾，人被疟蚊叮咬后就打摆子，出现周期性寒战、发热、头痛、出汗和贫血、脾肿大，疟原虫寄生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死亡率很高。

　　此外，血吸虫病也是人和动物罹患的常见病之一，因为很多症状与疟疾相似，所以也被笼统地称为瘴病。在水沟水塘里洗手洗脚时，血吸虫的尾蚴用吸盘吸附在皮肤上，在数分钟内即可侵入人体，寄生于肝脏门静脉系统。使肝脏肿大，肝细胞萎缩、浊肿及灶性坏死；脾脏也肿大，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肚子又大又涨，其并发症是消化道大出血，死亡率很高。

　　黄兴、幼伯、子和（黄毓英）、寒甫（杜钟琦）等人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奔走，“虾蟆嘘气，毒雾迷茫。中者辄死，藁葬道旁”，“蛮花扢鸟，凄入心肠，食妨飞蛊，宿畏封狼，缒幽凿险，迹遍蛮疆”[ 蔡锷《祭黄武毅公文》，载于云南《天南日报》1912年8月27日。]。

　　不仅如此，宣传发动民众和坚持革命斗争，还要冒着随时被清吏抓捕杀害的危险，没有到过瘴疠之地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严酷的。早期在滇西开展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个个都染上了瘴病，革命先驱秦鼎彝也是罹患瘴病逝世的。幼伯为革命长期奔走于瘴疠之地，饥渴折磨，露宿风餐，遇险数次，几为清吏所擒，又遭受瘴病折磨，乃至十多年后还经常“瘴病复发”。

　　四、组织麻栗坝起义和滇西起义

　　“幼伯与子和、韩甫等奔走于瘴疠之地，不辞劳瘁，‘清吏严缉，四方奔走，几为所擒者六次’，置饥寒于革命事业之中而不顾。有时逃于国外，有时活动在滇西各州府，生活极端艰苦，敝衣败履，或终日不得一饱。他们借开矿为名，广结党人[ 马德荣《马幼伯烈士事略》，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1页。]。”同盟会员们在滇西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庚戌（1910）春正月初一日，复抵下关，潜身于马骧家中，中虽有机可乘，苦无枪械[ 佚名《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原件存云南省图书馆】。]”“又居大理半载，住马幼伯家，皆日以求志士谋倡义为职志[ 李根源：《故友黄子和烈士传补》，载1912年10月19日《天南日报》，第6页。]”

　　马骧与杜寒甫主持云南边境麻栗坝的会党革命事务，经多方奔走运动，起义时机逐渐成熟，旅缅侨商同盟会员罗云武（罗汉彩）愿助万元购买枪弹，可是具体办事的人不谨慎，事机不密，械弹均被暹罗（泰国）税关扣留。所携款项，复分散无余。马骧与杜寒甫赶到时，已事败不可收拾。时黄克强也由新加坡赴仰光，同吕志伊密至麻栗坝，睹此情形，皆同声浩叹。

　　幼伯与张文光、吴品芳、杜寒甫、黄子和、喻华伟等人经过长期的准备，1910年冬天，滇西的革命条件又逐渐成熟，旅缅侨商同盟会员寸尊福愿助数万金为革命饷费，杜寒甫到仰光报告吕志伊，吕志伊即约黄兴到皎墨与寸协商，不料英军突然入侵我国片马地区，运滇饷械又被暹逻官吏扣留，起义不得志，只好取消原议。

　　五、昆明辛亥重九起义

　　清末云南全省只有一个师（新军第十九镇）的新军，幼伯与张文光等人在滇西联络各路哥老会组织，介绍三千多人参加革命，幼伯转移到昆明后又介绍周体仁、蒋文华等青年学生，以及哥老会一千多人参加革命。当时新军驻昆明的步兵只有两个团，即第73标和第74标。正中书局出版的《开国战史》叙述云南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幼伯张文光入党，革命遂得哥老会之赞助”，高度评价他们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黄兴到武昌担任民军总司令，消息传到云南，群情激奋。云南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之后，终于10月29日（阴历9月初9）举行昆明重九起义，与清军激战到第二天终于胜利，11月1日成立大汉云南军都督府。

　　六、中国首任驻暹罗公使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些具体的事务仍在暹罗境内办理。因为民国政府有所需要，由侨商同盟会员林定一在暹罗置办军装，暹罗官吏彭玉把运往中国的军装截留了，急需有人去交涉。

　　马骧此时被委以中华民国驻暹罗公使的职衔，他写信给黄兴，并派办理军装事务的林定一到南京留守府汇报。黄兴回信：“幼伯我兄鉴，手书诵悉。林君到沪甚喜。刻因日发疟疾不允把晤。为彭玉暹罗截军装一事甚小，我大中华国民当能容之，且国基未固，何暇他及。前函以缓答之，敬佩，伟识又驻暹公使一节，自应赞同。此国际上之关系，如可报政府，亦必照办也。执事来此尚未知矣。病稍痊当约日相晤，□南在此，一切可接谈也，此复即颂。旅安。弟黄兴拜。五月三十日”。

此照片为1912年5月30日黄兴致马骧的复信。有人收藏了这封信，2014年春季拍卖成功，价200700元。

　　截留军装之事解决后，马骧服膺孙中山先生关于“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教导，没有久驻暹罗，他迅速回到腾冲。他没有会昆明去当官，而是与杜韩甫和李根澐取道缅甸，乘船经南洋，拜谒了孙中山，又到上海南京，探望了病中的黄兴，然后到日本留学。

　　在二次革命中，马骧回到昆明力劝都督蔡锷反袁未果。1914年5月马骧创办《滇声》日报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奠定了社会舆论基础，并发动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加入革命党的组织“洪华联谱”，反对复辟帝制。马骧与黄兴各自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对护国反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两人心灵相通，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经常见面。

　　为革命事业积劳成疾的黄兴先生，于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世人只知道黄兴有胃病，说是因胃病吐血，但他多年在万山丛中奔走，罹患了瘴病才是最重要的，黄兴先生与秦力山、杨振鸿等革命先驱一样，是被瘴病的并发症消化道大出血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