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2)

　　穿越无人之街

　　何平从家到协和西院区，正常通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封城期间只要20分钟。有一回，何平一边开车一边和北京医疗队的医生通电话，不留神闯了红灯，再一看，街上没车也没人。

　　病区开放没多久，50张床位就住满了。头半个月，入院患者大多是重症，病房里条件也有限，一连几天出现了死亡病例，他们专门开了一场病例讨论会。武汉的病例持续增加，有一天，白天出院了10个患者，晚上就收进11个，值班医生应接不暇。北京医疗队的医生臧学峰从驻地赶来救场。年轻人没觉睡也很精神，脚下踩着共享自行车，嘴里哼着“我像风一样自由”，还举着手机拍了个小视频，让何平感觉轻松了一点。

　　医疗资源的跟进，减轻了先批定点医院的压力。随后，火神山与雷神山相继收治患者，通过改造现有设施，武汉增加了14家方舱医院，分流病情较轻的患者，人等床的现象逐步缓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胡守淳在ICU住了近半个月后回到了12楼西区，是当时病区病情最重的患者。他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喝不下营养素，当时的病区主任丁新民吓唬他，不喝就弄回ICU插管——那是他打死也不愿意的事。丁新民离开后，他向护士求情，想少喝一瓶，护士总是搪塞他，喝完这瓶再说。就在这种半凶半哄的照顾下，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为了患者能早点好，医生护士们想尽办法。给他们理发、洗澡，帮他们寻找失联的亲人，从外面给他们带热干面、水果、春天的花，病区还建了微信群，医生都在，随时为患者答疑解惑。

　　何平上下班途中，会经过几栋高高的建筑，外立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一开始打着“武汉加油”，当时疫情形势紧张，她看着那四个字，心情沉重；后来，出院患者越来越多，病区渐渐空了出来，屏幕上的字变成了“武汉必胜”，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次将车停在马路中央，去拍绿化带中盛开的鲜花。

　　随着疫情的控制，方舱医院逐步休舱，火神山、雷神山也在送走最后一批患者之后关停。去年3月31日，何平送走了北京医疗队，盼望着来年春暖花开，彼此还能在武汉重聚。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胡守淳对自由的渴望达到顶点，只想“像一条狗子那样冲出病房，在地里撒欢。”

　　缓慢的回归

　　疫情平息了，武汉的重启并没有在一夕之间完成。

　　老袁老老实实地在家待了两个多月，早就憋坏了，解封后却没有立即出车。同行老肖胆子大一些，很快复了工，然而街头人烟寥寥，出租车跑上五六十公里也拉不到一个客。他身边买车的人变多了，有的人对公共交通心存顾忌，有的人忘不了封城时的恐惧和茫然，有辆车，好像就有一点安全感。

　　庞益兵一直盼着解封，真解封了，心中又不踏实，直到5月份做了全城核酸检测，才觉得时机成熟，推开路障，打开店门。

　　在对新冠的余悸中，人们格外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协和西院区最后一位新冠康复期患者于4月28日出院，何平的科室5月13日开科，到了6月才恢复往日的人流量。那些病情不容再拖的患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来看病的还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封城期间，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和焦虑压抑的心情，让他们也沾染了慢性病。

　　食客们有些报复性消费的意思，庞益兵的生意因而短暂地火热了一阵。情绪发泄完毕，到了六月这股劲头缓了下来，堂食少了，酒席更少了。庞益兵将写着“特色牛骨头”的广告招牌插上摆渡车，停靠在路边，摆起了夜摊。

　　想要像狗一样出外撒欢的胡守淳，连走路都费劲。疾病和长期卧床，让他从150斤瘦成120斤，身体肌肉萎缩，两条腿活像两根细竹竿。他能做的最激烈的运动是躺在床上给自己“翻面”。

　　胡守淳的住院时间长达百日，是协和西院区最后一批出院者。住院单上写明的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刚看到这个数字，胡守淳感到莫名的愧疚，觉得花了国家太多钱。

　　他的卧室里添置了制氧仪、血压计、血氧仪，自己定了复健计划，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去年六月和家人一同外出旅游。

　　疫情的烙印

　　城市的街头巷尾，有形与无形之间，新冠疫情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何平最常去的烤肉店，直到6月份才开张营业，为了节省成本，店里只留2个人，包括老板。一些店铺幸存下来，还有一些倒闭，店铺转租。

　　老肖感觉武汉人不爱玩闹了，非必要不出门，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他当了20年出租车司机，2020年是最萧条的一年，收入比往常直降一半。一直到今年春季前，生意才恢复了一些。

　　疫情之后，尚黎明变得更加忙碌。他感到人们更青睐线上购物了，由于业务量增长，公司在附近新增了配送点，人手也翻了倍。

　　整个武汉都变得“养生”了起来。以往不少老人被子女哄着骗着才愿意看病，疫情过后，主动来何平诊室的老人变多了。庞益兵将馆子里的塑料碗换成了纸碗，觉得纸碗更健康，他还重写了一份菜单，下架了野兔、野鸭。尚黎明发现日常购买口罩消毒液的人变多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

　　胡守淳喜欢唱歌。高兴时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收尾时破了音，不如生病前嗓音嘹亮了。他开玩笑：“以前能活108岁，得了这病，只能活107了。”

　　火神山早已关停，四面竖着围挡，从外面已看不见医院，庞益兵当初盼着它早日建好，现在盼着它早日拆掉。儿子对火神山充满好奇，他载着孩子从知音湖大道驶过，一边指火神山的方向，一边将车窗关得紧紧的。

　　时隔近一年，在12楼西区，何平与胡娟娟见到了北京的战友。昔日并肩作战的病区已经回归了疫情前的模样，那堵连夜砌起来的隔离墙被推倒，只有天花板上还残留着绿色的痕迹，病房里为了扩容缓冲区而打出的墙洞，被胡娟娟用两个柜子堵上了。

　　回忆疫情时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12楼西区的微信群、熟悉又陌生的往日病区、专程赶来向她鞠躬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疫情给武汉留下的，也并非全是疤痕。

　　武汉的复原比老肖想象得还快一些。一度冷清的美食街恢复了以往的人山人海，过完春节，游客越来越多了。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今年，很多武汉人却不急着出门赏花，而是将武大、东湖“让给”远道而来的援鄂医护，感谢他们曾在这座城市最无助时施以援手。

　　尚黎明感到更有力量了。经历这么一轮，他觉得往后任何困难都可以应对，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何平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她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念完大学后顺其自然地留下。她对武汉一直谈不上喜欢，觉得武汉人脾气急，武汉话也不好听，她不会说，也不打算学。经历了一场疫情，她突然发现这座坚韧不拔的城市是如此可爱，聊天时，开始下意识地在“武汉”前加上带有归属感的前缀词——

　　“我们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