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辛亥首义警察立传

　　这是一部研究“辛亥首义警察”的书。作者是一位曾当过十年基层警察、带过二十年区市省三个层次警察、现又在培养预备警察的职业警察——赵志飞君。

　　与志飞君相识，是在2007年6月7日，我应邀去志飞君任职的湖北警官学院，在他们举办的“张之洞建警105周年暨湖北警察史研讨会”上作关于“张之洞与现代化”的学术报告。湖北警官学院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警察史的研究所，已斐然有成，尤其是对张之洞在武昌建警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这个研究所就是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赵志飞到警官学院任党委书记后倡导成立并自任所长的。

　　当天的讲座，我提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被清廷残杀的彭刘杨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就是从张之洞举办的军中警校--宪兵学校毕业的特别警察。

　　会后，志飞君陪我参观设在学院的警察史博物馆，行间讨论警察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和作用问题。他对我说：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事件，被研究了近一百年，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各界人士如新军、官吏、党人、学生、商人、士绅、市民等方方面面，都被考察得很透彻，却很少言及警察在辛亥革命中的正面作用，要有也是作为镇压、打击、迫害革命的清廷工具而出现的反面形象。其实，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发现，晚清时警察中的革命党人、仁人志士也是不少的，您今天提到的军中特别警察彭楚藩烈士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我感到此说很有新意，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找到了辛亥革命研究中一个很少涉足的领域或曰突破口，于是，我建议他们进行这方面的系统考析。志飞君欣然应诺。

　　几年后，志飞君终于将这本图文并茂的《首义警事----辛亥革命中的武汉警察》呈献给读者，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警察，是国家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设置的武装性质的治安力量。据志飞君们考证，“警察”作为一种职业称谓，严格讲是“出口转内销的”。在中国，“警察”二字千年之前古以有之，后由文化渠道传至海外，在清末则由日本国正式作为一个职业称谓重又引回中国。

　　经考证，中国历史上，虽无“警察”之古职业称谓，但早有“警察”之古汉语词汇。

　　如唐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蓝摩国》中的：“野象羣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无间替。”《新五代史·史弘肇（？-950）传》中的：“ 弘肇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无小皆死。”宋陆游（1125-1210）《南唐书·卢郢传》中的：“后主命韩德霸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这里的“警察”二字显然是“警戒监察”之意。

　　又如宋王巩（1048-1104）《甲申杂记》中的：“赵清献每夜静焚香於庭，具言自晨兴至夕，凡与人言及所奏事，与其所为事，谆谆以告诸天。或问之，则曰‘苟欺其心，则靦於语言，其敢告诸上帝乎？乃所以自警察也。’”明陈敬宗（1377-1459）《题晦庵先生书简墨迹卷后》中的：“乃知先:生虽已造大贤之域，亦有资於警察涵养之功也。”清金埴（1663-1740）《不下带编》中的：“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也，代之者众矣！ 莲师棒喝，当路者可不时时警察乎！”这里的“警察”二字显然是“警惕省察”之意。

　　及至后来，人们将维护社会治安和军营中的内务值勤兵等对某种行为或措施加以管制的人（词典中对英文police的解释）直接译为“警察”，并使之正式成为一种职业称谓，指称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诚如本书所说，“世界上，有没有军队的国家，国家却不可须臾没有警察。世界各国如此，中国历代亦然。”

　　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固然有作为清王朝体制内的镇压力量出现的反动警察，但同时也有一大批具有反清革命思想或同情反清革命的警察人士，其中不少本身就是革命党人。他们是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一支特殊的战斗群体，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就如同我们一直关注和礼赞的武昌起义的革命主力----新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渐开放的新式教育和思想启蒙，已经在知识人群中，兴起了不滿现状的革命思潮，武汉警察中也逐渐出现了一批像彭楚藩、高元藩、陈振藩（志飞君称他们为“首义警察三藩”）等人这样的正义之士，他们或利用特殊的身份保护革命者，或在起义后奋勇投入战斗，或在革命政权初成之时发挥职能作用维护治安，稳定局势，支援前方。尤其是本书重点介绍的武昌起义后由一批警察主动请缨、迅速成立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在其诞生、运行和转型前的一年多时间內，殚精竭虑，力挺危局，除暴安良，革故鼎新，为迅速稳定因战火突发、社会巨变而险象丛生的首义发源地武昌乃至武汉三镇的治安秩序，有力配合革命军的反清作战，支撑走向共和民主之路的南方政治局面，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百年前的这批武汉警察的首创勇气、牺牲精神、坚韧意志和改革意识，令人敬佩，他们创建民国警政时设计操作的一系列具有现代警治理念的管理制度和模式，至今们能给人极有价值的启迪。

　　志飞君于政事倥偬之余，奔走于全省各地辛亥首义警察的乡野故里之中，埋首在各个史料仓库的故纸档案之间，挖掘、整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引簿据典，客观记录，秉笔直书，还原史实，为后世提供了一部难得的历史存照。

　　我曾参观过湖北警官学院创办的“湖北警察史博物馆”，里面系统陈列着自春秋战国楚庄王以来至今三千多年的湖北警事历史的研究成果和大量史料文物，让人们看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警察面貌，为武汉、湖北乃至全国警察史和社会史研究留下宝贵的素材。

　　期待着志飞君和他所带领的“中国警察史研究所”乘势前行，不断收获新的成果。

　　是为序。

　　2011年9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

　　（冯天瑜先生：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华文化史》、《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等书，先后荣获“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著名知识分子”、中共湖北省委 “荆楚社科名家”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