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军祭
辛亥革命网 2012-04-0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刘公故里的父老乡亲们，辛亥革命志士后裔们，襄樊市的文史专家、襄樊市的媒体朋友、网友等各位领导朋友们和襄樊五中的代表：
你们好！得知你们举办“纪念左军安抵襄阳百年”活动，心向往之，由于时下事繁，不能参加盛会，只得遥致贺忱。
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许多俊士英杰，我们今天纪念的刘公、余祖言先生等就是行列中人。刘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所领导的左军北伐是辛亥革命中不应被遗忘的事件。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时南方武装与北洋军对峙，一月下旬，临时副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黎元洪，在武昌下令组建了“北伐左翼军”，刘公任总司令官兼河南安抚使，率师北上。三月二十七日，刘公在襄阳发出通电：“敝军已于昨午安抵襄阳，沿途安静。左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刘公叩。”
《刘君公事略》评左军：“后以金陵既下，武昌亦渐次解严，君遂统师北伐，兵出襄阳，直向宛洛。会南阳、新、邓甫得，而和议告成，南北统一，君暂驻节襄阳，以资镇摄。”
上世纪二十年代，胡汉民在《刘君仲文事略》中评左军：“君以北伐促统一，率北伐左军，以总司令驻襄阳，襄乱大定。”
这些论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给左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然而，更详细地记述和更深入地评论左军的文献，我们却一直不曾见到。
正如我在《辛亥首义史》中所说的那样，“到了1912年1月底和2月间，南北议和更进入议定清帝退位条件、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阶段。屡经蹉跎的北伐，更走到明令取消的地步。”事实上，辛亥年除夕，当左军这支北伐的部队还在仙桃镇时，黎元洪就迫不及待地电令刘公：“所有该军‘北伐’二字，应即取消，改名‘左翼军’，以免北军误会。”而这时，全国的革命重心业已东移，对于左军之外的人而言，这支湖北的部队似乎已无足轻重。
因此，至今没有关于左军的专著问世，也似乎是正常的。
一九六二年夏天，余品绶先生在麻城老家找到了他祖父余祖言的两本诗稿，发现里面竟然有二十多首与左军有关的诗，这是品绶先生涉足左军故事的开始。
半个世纪过去了，余品绶先生邀请刘重喜女士一起钩沉左军故事，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试想，数千将士，车马舟楫，在江汉平原最恶劣的季节里跋涉，“雨雪连绵，道途梗阻”（黎元洪电文），历时两月、辗转千里。于己，已是何等的艰苦！然则于国、于民，又有着怎样的贡献和影响呢？今天，我们又应该怎样更为公正地评价左军，怎样更加阳光地再现将士们的革命精神呢？
经过艰难的爬罗剔抉，他们终於写出了一篇关于左军的专著 ——《左军叙》。他们希望，《左军叙》确实能向学界和公众提供一些史料，确实能回答一些问题。比如，他们注意到，作为一支部队，尽管在整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中国南北政客以及世界列强的制约、甚至摆布，但是，在刘公的统帅和部署之下，在决策层文武长官们的齐心协调之下，左军排除了各种干扰（包括政坛风云的变幻、军饷的缩水甚至断绝、也包括友军与左军之间不应该发生的摩擦或曰“火拼”等等），极力坚持着正确的方针，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上，都对当时鄂豫两省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到之处，“师出壶浆频载道，令严车马不闻声”（余祖言诗，下同）。尤其是，他们细致地看到了，广大笃信“共和”、勇敢捍卫“民国”的左军将士，虽然备尝艰辛，但是揪心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多年前，我撰写《余祖言诗文集序》的时候，就拜读过余老先生这样的诗句：“方今建民国，国民宜激烈。胡为贺和议？不恨虏未灭！”这是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他们盼望着“何时痛饮黄龙酒，南北齐呼作幸民”，并引为己任，为之奋斗。向北，向北！这意志不可动摇！尽管由于整个国家大形势的原因，当时所有的北伐部队，都“壮志未酬”，只落得“半途而废”四字悲凉地躺在了史书上…
但是，左军北伐的革命精神不倒！在紧随其后的“讨袁之战”和两次“护法之战”中，刘公又带领着许多“曾经的左军将士”，与其他部队的革命同志并肩战斗，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大浪淘沙，曾几何时，那些借革命谋私的、那些颇能逞一时之能的、那些走回头路当“皇帝”、“尚书”的，统统都被丢进了“可笑”这个垃圾袋里。而真诚献身革命的千万个辛亥志士、包括左军的广大将士，不论其地位高低，则永远活在了我们的心里！
最后，衷心祝愿纪念活动圆满成功！祝与会同志们身体健康！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于武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