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

　　章炳麟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着名的学者。鲁迅先生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

　　一、狂--敢作敢为、狂热进取

　　章炳麟的“狂”，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而富于狂热的反抗精神。在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入狱三年、1908年在日本被拘禁、1914年大骂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两年多，这三场冤狱之中，章炳麟狂热的革命斗志，得到突出的体现。 鲁迅对章炳麟的评价：“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他曾自称有“神经病”、自称是疯子、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狂热、狂妄，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章炳麟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炳麟颇有自知之明，自鸣得意，并非自贬。

　　二、放--放浪形骸、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章炳麟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yuè）的得意门生。他参加过上海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反满的“种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章炳麟公开声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他狂妄地既不忠于朝廷、又不尊重师长，这在当时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 章炳麟因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炳麟古文造诣，聘为主笔。然而章炳麟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炳麟，按律治罪。亏了《正学报》坐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炳麟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炳麟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炳麟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炳麟就不语了。章炳麟为人直爽，性格火爆，出言不逊、持论偏激、惊世骇俗，被世人称作“疯话连篇”或“狂言无稽”。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炳麟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1902年4月26日章炳麟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留学生数百人报名赴会。日本当局迫令解散此会，并传讯章炳麟等。警长问章是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章炳麟首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

         章炳麟言论爱走极端，看着谁恶心了，不顺眼了，想骂就骂，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但又一方面，他也算准了，自己盛名盖世，社会影响非同小可。杀一国士的恶名，谁担当得起？清末骂光绪皇帝小儿，这着棋似险而不险；民国初年骂袁世凯，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学曹操来杀章炳麟。所以他有恃无恐。章炳麟是一大手笔，就连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炳麟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炳麟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章疯子”的绰号，对于章炳麟的社会政治影响也造成不利的一面。例如：当章炳麟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黄兴曾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汪）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按：指章炳麟）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章疯子”的名气更大，凡是不合时尚与流俗的话，多被指为“疯人呓语”。鲁迅有一段回忆：“民国元年，章炳麟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三、三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像章炳麟这样最后一代的“士大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文化人；但他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回归学术，但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的选择。积极参政的情结一直存在，“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 细读章炳麟《自定年谱》，除了少年时期多涉及读书外，成年后涉及政治、社会活动的内容，远超过论学。可知章炳麟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周作人指出：章炳麟对政治的关切，原本“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致力“参政”乃是中国士人的传统。传统所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我国历代士大夫一向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炳麟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国初年（1914）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抗蒙古侵略有功的明代刘伯温墓侧；抗战前夕（1936）国难危重时则选择葬在抗满清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他自选的盖棺定论侧重于“立功”，均以民族主义的“攘夷”为标志。因此鲁迅盛赞他的老师章炳麟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乃是公认的国学宗师，道德文章，堪称一代之雄；但他更倾心担当社会活动的责任。只要一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卑鄙的"食肉者"感到头痛的怪事。

        卓尔不群，是章炳麟个性的特点。他常有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路。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以致有人将它与“进步主义”等同起来。1906年，章炳麟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演化：“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可能走向“进化”，也可能走向“退化”。文中对有些人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表露了深切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的制度应力求避免代议制的弊端。   章炳麟在1911年撰着的《齐物论释》，要求破除对权威和经典与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不发达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流风下，章炳麟的观点从民族性出发，不盲从时髦，而敢于独树一帜，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独特思考，代表了现代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