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珍重友谊
辛亥革命网 2010-08-03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88.12.29) 作者：李新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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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吴老（玉章）经常谈起友谊，谈古人的友谊，也谈今人的友谊。每谈到他自己与一些人的友谊时，吴老有时颇动感情，不胜感慨。对牺牲了的烈士，对一切尽瘁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他缅怀不已；而对那些因种种原因未能坚持革命到底的有才之士，他又十分惋惜；至于对极少数中途背叛革命、以后又为非作歹的无耻之徒，他不但非常痛恨，而且为自己未能及早识破他们的真面目而感到遗憾，并责备自己的革命警惕性不高，政治敏感性不强。
吴老经常向我们讲述中国古人的友谊故事。讲到管叔和鲍叔的友谊时，他更赞赏鲍叔。讲到伯牙和子期时，吴老为之神往，深感知音不易得。关于李白和杜甫，吴老说他们的友谊是真挚的，纯洁的、深厚的。但他认为杜甫表现得更深沉，更关心李白的遭遇。“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吴老对杜甫梦怀李白的诗很欣赏，这时他已80多岁了，还能一字不差地吟诵出来。
吴老认为：历史上一切有关友谊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经过分析，从中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但世界上最伟大的友谊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
他常引列宁的话（大意）来教育和鞭策我们：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友谊的传说，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比这一切传说都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光辉夺目。吴老很自信地说：我一生就是按照列宁的话行事的。我曾经和林老（伯渠）相期许：我们对事业的贡献是不能和马恩相比的，但我们的友谊则完全可以赶上他们。直到1960年林老逝世时，吴老在他的悼念诗文中还一再提到这件事。他一面为林老的逝世感到悲痛，一面又为他们的友谊感到自豪。
吴老的一生确实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做到了。因此他成为珍惜友谊的典范，值得人们学习，他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仅凭多年记忆例举二三。
吴老和刘帅（伯承）早年相识，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成了战友和难友。刘帅因在四川战败而四处隐匿；吴老因在苏、沪失败而逃亡法国。二十年代初，吴老和杨闇公在四川筹组中国青年共产党时，刘帅成为他们的好友。后来为环境所迫，吴老和刘帅一起离开了四川。正是在吴老的影响下，刘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刘帅在四川领导顺泸起义时，吴老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极力援助。不久革命失败，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经香港又在上海重聚。这时党组织要他们一起到苏联去学习，由一艘苏联船只夜间秘密地到黄浦江边来接他们。他们按预定时间深夜来到了预约的地点，但苏联船只却未到。等了好久也毫无踪影。刘帅是军人性格，着急要回客栈去，吴老怎么劝阻也不成，但刘帅刚走，船就到了。苏联同志要大家立刻上船就走。吴老说还要找一个同志，苏联同志不答应。经过力争才允许了一点时间。吴老亲自往回跑，在路上却碰见刘帅又往江边来了。原来刘帅回到客栈，冷静下来一想，还是吴老的意见对，应该耐心多等一会儿，于是又马上再返江边。就这样，他们一行数人，终于同船到了苏联。刘帅对这件事毕生不忘，对吴老非常感谢。他曾对我们说：只有吴老这样忠厚的人，才能在那样紧急的关头不忘同志和朋友。要不是和吴老一起走，我就到不了苏联，我一生的历史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吴老和林老（伯渠）也是老朋友，他们都是从同盟会时代起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二十年代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吴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管党务，林老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管军事，他们互相配合，工作很顺手，但不久革命失败，他们就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一起南下广东，直到起义失败才分手。“南京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遵从帝国主义旨意将林老定为“宁案要犯”，林老逃到香港不敢久留，更不能到上海，只得绕道去了苏联。他们在苏联重逢时喜出望外，而且又在一个学校并编在一个班学习。于是两人就合作研究一个中国革命中的大问题，也是一直使他们非常关心而又困惑多年的问题——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经过紧张的努力，他们写成了一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遗失了，他们一直感到遗憾。可是等他们先后逝世多年，到八十年代，这篇论文的原稿却又被找到了。我把它送给《历史研究》发表了，用以纪念这两位很值得敬仰的老人。这两位老人始终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数十年如一日，至死不渝，其友谊之笃，的确不在马恩之下。
吴老与汪精卫的关系，则是另一类典型。从同盟会创立之初，吴老这位评议员就与议长汪精卫关系密切。以后吴老因参加暗杀部的工作，与对革命失望而转向暗杀的汪精卫又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吴老反对汪精卫这样的领袖人物去从事暗杀，一再拒绝给他提供炸弹。可是当汪果真参加了到北京去的暗杀组织后，吴老在东京和暗杀部的同仁又积极地为他们策划，替他们做后勤工作。汪精卫谋刺未成被捕后，吴老又亲自到北京去营救他。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和吴老对汪精卫特别热衷于南北和议有所不满，但都不了解汪早已被清廷和袁世凯软化，觉得他总还是一个舍身取义的反清英雄。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吴老对他更有好感。特别是在国民党召开“二大”时，汪对吴老言听计从，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反对蒋介石专权，吴老对“迎汪复职”很积极。谁知汪精卫回国到武汉后，不久就步蒋的后尘，背叛了国民革命。这时吴老对汪痛恨之极，也深恨自己无知人之明。从此吴老对汪精卫这个患了软骨病的政治娼妓，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参政会上，吴老和大多数参议员一起，对汪的投降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汪精卫当了汉奸以后，吴老到处发表反汪讨汪的文章和讲话，说汪就是今日的张邦昌和秦桧，并断言汪的下场比历史上的汉奸更悲惨，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必胜无疑的。吴老在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对汪精卫作了精辟的分析，并说汪精卫和陈壁君都是狗彘不食的败类。就在吴老写这篇回忆录时，被关在上海监狱中的陈壁君，不知怎的知道吴老到了上海，就从狱中给吴老写来一封信，希望吴老给她讲个人情。吴老见信后愤愤地说：“这个长舌妇还有脸给我写信么，人民对这样的丑类是不应宽饶的！”愈说愈恨，对她的信置之不理。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到，吴老虽很重友谊，但又很有原则。因为只有对同志、对革命者、对阶级弟兄、对爱国同胞，才能讲友谊；而对一切反革命、叛徒、民族和阶级敌人、汉奸和卖国贼，不但没有友谊可讲，而且一定要斗争到底，坚决把他们打倒。
吴老在“文革”初期就逝世了。他当时对“文革”很不理解，因为那时候，残酷斗争代替了同志间的友谊。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我想他是会理解的。因为吴老不但精通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相对而言，无产阶级的历史则很短，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由于封建残余思想没有彻底肃清，历史悲剧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是不足为奇的。
吴老的道德风范足以流传千古，这里特举友谊一端略加述说，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