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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日本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

辛亥革命网 2018-09-17 10:04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黎东方 查看:20272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北平),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北平),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华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平的。)

  孙中山对於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丁酉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个弟子徐勤,並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了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调协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它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並且罢斥不递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堃岫、徐会澧、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於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有为所艶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9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梁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已亥年阴历11月29日(1899年阳历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盾(孙中山胞兄德彰)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梁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於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会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5万银元的股子。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个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於康子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2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於阴历7月15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不能如期寄来必须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7月29日,消息也因此而洩漏,唐才常於7月27日和林圭等20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和革命军同时並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支持义和团的胡闹,又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6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引来八国联军,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剑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乾知名之士又於7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议会”於上海愚园(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60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10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於丁文江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134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30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並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资逾10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梁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教学堂里和梁同事,与梁的交谊,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候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簿的账上,可怜他仅存现洋1.5万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於7月15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乾天,於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7月27日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候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候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於,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露出对满人反抗的态度於学生劄记的批语之中: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竟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2月,被日本政府“礼谴”出境,去加拿大。梁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0月便已创刊的“清义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西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排斥满清”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梁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倾向於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11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康於己亥年6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於己亥年7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倂为一个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於这一年,(己亥年)11月29日(阳历12月31号)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乾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梁启超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於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

  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合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梁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4月27日为止,他汇合澳门保皇会总部1万4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1万6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2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5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4、5万元。

  梁在庚子年2月29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於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10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惠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8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4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梁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於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康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中,追叙这件事:“启超自30(壬寅年)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政”、“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梁学派遂分。”)

  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於革命、排满。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10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募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 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排满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27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蛩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於此。夫树园、君免(徐勤),岂有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於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壬寅年10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西历1962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50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名,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个字,只是“取皇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

  次年(癸卯年,光绪29年,1903),阴历正月23日,梁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2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佛(Hartford,Connecticut)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京城见到了美国国务秘书约翰·海(John Hay)与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座秘密的军事学校。

  梁启超於癸卯年10月23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排满与革命。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4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於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於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地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於顽固,而亡於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6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纷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命矣。”

  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3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在甲辰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规劝他:“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教中国不二法门,……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言屡易端,难於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作者简介:黎东方(1907年9月15日—1998年12月30日),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人,原名智廉。1907年9月15日出生於江苏省东台县。曾受业於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於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南洋等大学。

  黎东方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史学界,享有“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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