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学重教是儒臣张之洞仕宦生涯的重要特征之一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芗）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1867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他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死后被清廷谥为“文襄公”。

　　张之洞政治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所以被追随其多年的幕僚辜鸿铭称为一代“儒臣”[1]。张之洞在忙于公务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其著作有后人整理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中，特别是张之洞于1898年4月出版的代表作——《劝学篇》，更是把他的“儒臣”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之洞作为晚期洋务派思想的代言人，在《劝学篇》中最全面最充分地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使它成为洋务派的总纲领。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在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它有调和顽固派反对变革与激进的改良派主张彻底改革之间矛盾的用意。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共由二十四篇独立成章的文章构成。内篇的目的是“务本以正人心”，张之洞担心“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故起而卫道。他把三纲五常称作“万古不变之常经”。外篇的目的是“务通以开风气”，他主张在维护“圣道”即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改变“法制”、“学制”等，即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企图以西方的知识技艺（即张之洞所谓的“西政”和“西艺”）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达到挽救危亡及最终捍卫“圣道”的目的。

　　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3] 培养人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人才又出于教育。为了“兴学求才”，开通风气，张之洞在为学政时先后创设了经心书院（湖北）和尊经书院（四川），为督抚时则在大力改革江汉书院的同时，又开办了涉猎领域更为广泛的各种学堂（其范围包括军事、农工商实业和外国语言等），为洋务活动培养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他虽主张通经学古，但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奏陈整顿试场积弊，主张要治民心必须先治士，法不贵严，贵在必行。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迎合清廷新政需要，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等三折，建议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如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的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奖励留学，多译洋书等。他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写道：“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4]1903年张之洞受命会同张百熙、荣庆厘定学堂章程；博考日本等国学制，在1902年制定的学制基础上，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张之洞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和留学教育，并强调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所有这些都对清末教育改革影响很大。

　　二、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的理论与实践

　　1894年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的大清王朝惨败于蕞尔小国近邻日本，宣告了由洋务派经营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国人始猛然觉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原因是勇于向西方学习。故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赢为富强之要径。

　　从现有的史料看，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教育的展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姚锡光著有《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张之洞曾派姚氏赴日本考察学校教育等情况，这本书就是姚氏的考察报告。该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概况，出版后颇受欢迎。所有这些，正可显示留学的准备工作逐渐完成。

　　此前，日本国的一些文武大员基于某种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动机与目的，曾不时游说中国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及袁世凯等人，极力陈述学习日本新式教育对中国致力于富强的助益和作用，历陈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和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必要性。毋庸讳言，这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出洋一年，胜似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张之洞认为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重视通过留学西洋，培养了改革所急需的各种人才。中国也必须效仿日本重视留学教育，积极推进留学教育的展开，并选择日本为主要留学对象国。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即主张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并分析阐述了其理由：“一则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则离华近，易考察；三则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则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便于学习。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5]

　　因此，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选派了大批湖北籍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使湖北的新式教育一度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各省争相仿效的典范。湖北留学日本的学生中多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者，如吴禄贞、蓝天蔚、刘成禺、张继煦等。[6]

　　《广译》篇则力言翻译日本书籍之必要，并且指出依赖西洋人寻求新学有两种弊端：若先从西洋教习学习，因语言不通，错误百出；又西洋人教学特别缓慢，使学期延长。张氏因而力陈翻译日文的必要：“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7]从实用和快速见效及学习者自身情况等方面考虑，张之洞强调指出：“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8]可见，张之洞强调派遣留学生和翻译外文书籍的实用性。

　　张之洞的《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在政治上，张之洞与梁启超意见往往相左，互相攻击，但对于翻译日本书一事，意见完全相同。由此推之，日本书籍翻译及日本留学两事确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留日学生的激增，固然能为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提供所急需的一定数量的各方面的人才，但是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新的思潮，不少人逐渐走向革命道路，不时给清政府制造麻烦。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学生的成城入学事件和次年的拒俄运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清政府意识到加强留学生管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903年，慈禧太后在召见张之洞时命其制定留学政策，筹议防范办法。因留学生事务涉及到所在国的关系，经慈禧太后同意，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多次往返商榷，拟定了章程清稿。并呈请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审阅。其后，经过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和军机处王大臣的反复商议，张之洞最终完成了约束与奖励留学生章程的起草工作。

　　在张之洞上奏清廷的《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中，强调对留学生加强管理和约束的重要性，主张对那些“年少无识，惑与邪说，言动嚣张者”必须加以惩处，对严重违纪违规且“无悛改之望者，即行饬令回国，不准稍有逗留。”而对“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特别是对那些安分用功学成回国的学生，必须给予奖励，即“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根据学业程度及毕业文凭等情况，分别给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对“得有博士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十六年）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以期使留学生有羡慕之心，真正达到约束和鼓励的目的。[9]

　　1903年，清廷颁布了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份章程名义上是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及张之洞三人合作的，其实是张之洞参考日本学制及《钦定学堂章程》写成的，长期地成为清末教育制度的基本方针。”[10]在这一章程的“学务纲要”项下，有下列一条：“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又指定“日本断不能不到”。

　　同年，张之洞奏定《约束鼓励游学生及自费生立案章程》，主张鼓励自费留学生。张百熙、荣庆及张之洞又奏订《奖励游历游学章程》。此后，官费、自费留日学生的奖励、考验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

　　注释：

　　[1]辜鸿铭语。人或问追随张之洞20余年的辜鸿铭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氏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参见冯天瑜标点.辜氏文集.岳麓书社.1985.7-8.

　　[2]张之洞.劝学篇·序//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2-3.喻大华认为，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旧学等同于中学，新学等同于西学，因此，“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就等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38.

　　[3][5][6]张之洞.劝学篇·序//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176，98-99，194.

　　[4]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99.

　　[7][8]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112，113.

　　[9]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3-57.

　　[10][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