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志士——记我的祖父、辛亥革命志士张肖鹄
辛亥革命网 2010-07-30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德庚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距今已是整整九十周年了。9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在我们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
伟大的辛亥革命距今已是整整九十周年了。9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在我们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祖国初步繁荣昌盛的今天，回顾先辈的奋斗历程，对于我们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来说，的确倍感亲切！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满清帝国，终于在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显现出了其虚弱的本质，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地陷入痛苦的深渊，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已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危险。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各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艰苦斗争和痛苦探索，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不仅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时期的辉煌，也曾经为世界的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只是由于满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统治阶级不思进取而只贪图享受，既不崇尚科学，又压制现代文明，对外又屈服于列强的疯狂入侵和掠夺，才使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处呈现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落后、民心背离的状况，使中华帝国濒于亡国灭种的境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自由，毋宁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先哲的古训，历代志士仁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节，无时不刻地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和具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断地追求和探索新的救国救民之道。孙中山和黄兴先生就是这个时期革命者的杰出代表人物。在经过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后，孙中山先生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推翻满清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中华民族才可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战斗口号。这一战斗口号，对于世代不忘满清“扬州屠城十日”等种种强暴统治，对于痛恨列强对中国施行烧杀掳掠而不愿当亡国奴的革命者和民众来说，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这一战斗口号，也是满清的封建专制的丧钟。在这一口号的号召下，中国的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大批爱国志士，越来越多地团结在孙中山先生的周围，投身于民主共和的革命事业，我的祖父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祖父张祝南（肖鹄）原为一介寒士。由于其父亲早逝，家境非常贫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苦读了十几年，后考入两湖师范学堂。入学前，由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十分了解和同情民众的疾苦，非常痛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面对“终将遭列强瓜分”的中国，他曾“痛哭”：“雀巢将覆宁完卵”；他曾抱恨：“苦无铁马驰沙碛”；他也曾呼唤：“三户亡秦楚有人”——用诗来发泄胸中的愤懑之情。入学后，他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得读在他们中秘密传颂的《民报》等进步刊物，认识到只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才能挽救危亡中的中华民族，希望孙先生早日发动“国民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改建‘民国’”。并毅然加入了同盟会的支脉共进会。
由于革命势力过于弱小，虽有黄兴、邹容、秋瑾等革命者多次组织起义和暴动，但均遭败绩。然而，革命者奋不顾身的气节和烈士视死如归的精神却更加激励了后继者的斗志，他们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前仆后继，“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所不能挠”，“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终于于一九一一年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首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我祖父即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他参与创办了鄂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任副主笔，并兼任鄂军政府内务部的科长，夜以继日、“满腔心血夜三更”地奔忙于政府和报社之间。报馆开业时，他为报馆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与民公好恶”；下联是：“为国报平安”；横联是：“光复中华”。把“中华民国公报”及其办报宗旨以一付对联做了淋漓尽致的宣示。
《中华民国公报》以鼓吹革命，刊行军政府文告及全国各地消息，促进革命发展为宗旨，在首义初，对于启迪民智、加速清王朝的覆亡起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我的祖父以笔为枪，撰写了《说民国》、《说反清》等重要社论，发表了多篇反清檄文，鼓吹各省各地区响应武昌首义。时而享受“一纸书贤师十万”的喜悦，时而也因“阳夏之役偶遇失利”而与同志们“相对唏嘘”。但是，不久，《公报》却成为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工具。对此，我祖父深为不满，不顾阻挠，旗帜鲜明地直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一文刊登于《公报》，公然拥戴孙中山为当然的革命领袖。
次年，祖父因不满于《公报》已成为黎元洪的喉舌，应邀到《震旦民报》。当年秋季， 张振武等在北京被袁世凯和黎元洪密谋杀害，一时全国舆论大哗。我的祖父闻讯后，愤然在《震旦民报》上发表题为《黎元洪竟欲为汉高耶？》一文，声讨屠杀革命元勋的袁世凯、黎元洪之流。黎元洪恼羞成怒，欲逮捕我祖父戕害之，得亏牟鸿勋多方周旋，才保住我祖父的性命。
1913年，为培养辛亥革命烈军属子弟，与董必武、张国恩发起创办“江汉公校”，由祖父任校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我祖父积极参加讨袁。1917年，张勋闹出复辟丑剧后，祖父应蔡济民将军之召，到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受命与牟鸿勋一道去川鄂组建鄂西靖国军，由祖父任该军秘书长。自此，祖父投笔从戎，又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8年，蔡济民将军应邀到鄂西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牟鸿勋任副总司令，我祖父仍任秘书长。蔡将军与董必武、苏斐然、姚干青、蔡良村及我祖父等同人一道，分析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成功的经验和屡遭挫折的教训，命我祖父主稿，起草了革命者用血的教训凝成的“万言书”致孙中山先生，请孙中山先生“以生平所持主义、政策著书，唤醒国人，并自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为干部，组织党军，不依靠军阀队伍，实行整党，以免内部分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