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4)

辛亥革命网 2019-05-14 09:23 来源:搜狐 作者:卢国梅 查看: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晚上9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宪兵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如约来到卢公馆。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这时父亲的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缴了械。当时只有李弥不甘屈服,还厉声质问,但也无济于事。这些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被俘虏。

  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后来向我们回忆了很多细节。他说,李弥、沈醉这些人用父亲的专车一个个单独送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的。之后,父亲自己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12月9日晚上10点,父亲在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

  这时,张群仍然住在我们家的新公馆里,他往成都打长途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其实电话早已经被撤了线。张群可能感觉事态有变,他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进来的却是父亲这边的两名警卫,告诉他卢汉已上了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张群顿时目瞪口呆。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张群虽然被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也很受优待。父亲曾派杨文清去做张群的工作,张群回答:我同情你们的起义,但人各有志,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知道的,希望卢先生能放我一马。父亲与张群的私人关系很好,当初又是他在蒋介石面前力保父亲,所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放了张群。12月11日上午,他派专人把张群送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张群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去了香港,几天后转船去了台湾。

  父亲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主席批评。1950年,周总理对千家驹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另一方面,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在父亲警卫人员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义的声明上签了字。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用枪逼着沈醉签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1956年,沈醉因为是“起义投诚人员”而被特赦,说起来,这还要“感谢”父亲逼他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当年中共在云南有很多地下组织--比如有朱家璧领导的边纵,郑伯克领导的滇桂黔纵队,还有一些游击队等。父亲宣布起义后,这几个组织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权。而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政权将来要派四野来接管。

  希望女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起义时,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昆明政权要派四野来接管。父亲严守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前来接手。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产党人的不满。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为云南后来形势的安定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接管云南后的陈赓与宋任穷,对父亲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作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他听到这种消息时就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到了寒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没地方回,家里觉得昆明太远,回一次还要坐飞机,有点浪费,所以偌大的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暖气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怜,每天给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冻得跟冰棍一样。食堂也不供饭了,也根本没暖气,我一般都窝在宿舍里,中午到校外小饭馆里吃饭,来这里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轮的苦力,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一个小姑娘自己来吃饭,听说我要二两炒饼,他们都嘿嘿地笑。

  把所有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

  一天傍晚,我正蜷缩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发呆,突然听说门外有人找我,我非常惊讶。一位穿军装的战士问过我姓名后,说:“你爸爸的朋友陈司令员叫我来接你……”我跟着他一起上了有轨电车,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想:这个陈司令是谁?他叫我去干什么?到了灵境胡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里,有人迎面来接我,我才知道是陈赓大将。原来他偶然从我父亲那里听说我在北京上学的事,很有心地记了下来,派人找到我。后来我周末和假期就在陈赓伯伯家,在北京不再那么孤单了。父亲与陈赓、宋任穷的友情,也延续到了我们第二代。

  父亲调到北京后,没有房子住,我们暂住在北京饭店里,叶剑英、朱德经常过去看望父亲,兴致所至,3个人就下楼走到王府井,背着手,在东长安街散步再回来。那时认出叶帅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认识朱老总,有的人还走上前,凑到他跟前看,甚至还指指点点。朱老总也笑嘻嘻地让大家看,特别可爱。虽然都有警卫,但那时气氛还挺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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