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3)

辛亥革命网 2019-05-14 09:23 来源:搜狐 作者:卢国梅 查看: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在父亲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6年4月下旬,遣返越北日军的任务即告全部结束,滇军第60军和第93军先后搭乘美国舰艇,在葫芦岛登陆,自此又开始投入到内战。蒋介石此举也是一箭双雕:一是滇军是有名的能征善战,正好可以用他们来对付中共的部队。其二,众所周知,60军和93军是父亲亲自带出来的部队,把这两支部队调出来,也是借机把滇军分化掉。

  在东北战场,60军和93军归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统一指挥,“中央军”对滇军也并不完全信任,彼此有不少怀疑和猜忌,矛盾不断。中共方面也深知滇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滇军的策反。很多战役中,他们主动放滇军一马,滇军攻哪个村,他们就退出。另外,因为龙云当年在西南实行开明政策,使得昆明成为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滇军的很多将领也深受影响,容易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所以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5月29日,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支国民党军队整师起义。蒋介石深为震惊,他认识到滇军还得自己的人来管理,所以他特命我父亲赶往东北前线。在东北公开场合,父亲总是高调要求滇军发扬光荣历史,担当军人使命。而在与60军军长曾泽生和93军军长卢浚泉的私人谈话中,父亲说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你们要固守而不死守,要根据形势灵活判断,不要顾虑云南……”

  卢浚泉也是卢氏家族里的人,虽然年轻比我父亲小,但从辈份上讲,却是父亲的叔叔。他的93军在海城被围时,因顾及到我父亲的位置而拒绝投诚,最终被俘成了战犯,解放后被关在功德林监狱里,直到1959年被特赦;而曾泽生则1948年10月17日,率60军2万多人,在长春宣布起义。父亲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1948年底,他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的全面崩溃,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也许是受大人们的影响,我也早早就有了非常高的警惕意识。在香港,我们住的是一幢7层公寓,前面门铃一响,家里大人马上从木门上的小镜子往外看,但看也看不清楚,我们就从通常给佣人进出的后门楼梯走下去,躲起来。

  龙云在香港宣布“起义”,险些帮了卢汉倒忙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父亲长谈。父亲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作好了选择。

  在父亲为起义而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划时,龙云的一个举动险些帮了他倒忙。

  1948年12月8日,被蒋介石软禁了3年的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到香港定居。1949年8月13日,他与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等一共44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第二天,龙云又在香港接见记者,再一次公开表明了自己与蒋介石的决裂,同时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大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

  消息传出,国民党军政一片震惊。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马上用武力解决云南问题,而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

  龙云的举动让父亲也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打草惊蛇,不但原来的计划全部落空,危及生命,而且很可能把战火先在云南烧了起来,殃及民众。不久龙云又派他的一位夫人顾映秋到云南来催促,父亲都没让她出机场,只是跟她说:“告诉老主席(注:指龙云),如果起义,我算他头一功。”

  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父亲去重庆。父亲担心去了被蒋介石扣留不放,称病不去。蒋介石又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到昆明,再次催父亲到重庆,他又让张群出面给我父亲打电话,保证重庆之行一定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余程万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李弥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宣威;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当时昆明的形势格外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在9月6日飞重庆。没有料到的是,父亲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委任父亲出任绥靖主任,给了他指挥云南军警宪特的大权,还承诺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现银100万元的军费,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

  蒋介石如此慷慨,是有目的的:此时解放军已占领了大半江山,他寄希望于大西南,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父亲也只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其实当时的形势对父亲还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一些高官坚决反对把卢汉放回云南,阎锡山认为这无异于放虎归山。我后来听说父亲的飞机刚刚起飞离开重庆,他就派人追到了机场。

  而这样一来,也真是应验了阎锡山放虎归山的那句话:从重庆回来后,父亲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准时机是一个问题。此时,国民党的残部向云南溃退--其实所谓残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都是对蒋介石最忠心、最嫡系的中央军主力。而解放大军离云南尚有一段距离,如果把握不当,这部分国民党部队先进攻并占领了云南,真的变成反共的基地,那给中共的新政权也将留下无穷后患。所以叶剑英给父亲密件,要求他先稳住,一直拖到解放大军压境时再起义。

  12月9日这一天,张群第四次来到昆明,父亲安排他住在青莲街的卢公馆里。当天下午,父亲在公馆里大摆宴席,宴请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

  释放张群,受到主席和总理批评

  1949年12月9日晚上,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父亲的那些人。其实父亲的警卫团早已暗中布置完毕。

  父亲其实早早以张群名义,发了一张通知,假称因张群到来,晚上9点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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