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2)

　　冯玉祥早年担任清军管带，目睹人民苦难，响应孙中山民主革命号召，投身辛亥革命，于1911年参与发动滦州起义。民国成立后，痛恨袁世凯复辟称帝，兴兵讨袁，后又讨伐张勋复辟，两次反复辟。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率军出征陕、甘。1931年“9.18”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召集旧部，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失地。1933年李济深在福建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冯派代表参加。1935年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遭猜忌隐居泰山期间，常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讲学，分析形势，评论时局，宣传鼓动社会各界团结抗日。后复出担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内战，多次营救被捕抗日进步人士。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遭猜忌排挤，有职无权，曾白天打灯笼去见蒋介石，蒋问为何白天还打灯笼？冯答到处黑暗，暗无天日，不打灯笼看不见，蒋听后不悦。后来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斗争。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邀请回国共商建国大业，在归国途中因轮船火灾不幸遇难，时年66岁，葬于泰山，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隆重奠祭，谓之“名山埋忠骨”。巢湖市夏阁镇有《冯玉祥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参观人群络绎不绝。

　　1924年，冯玉祥趁直奉军阀大战之机，率领部队进京发动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囚禁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接受邀请后发表了《北上宣言》，宣布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对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接受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时局主张》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史称“北京政变”。

　　父亲还讲过将军刚正不阿，从不给上司送礼，例外的一次是顶头上司吴佩孚五十大寿庆典时，送去一坛清水，并书“君子之交淡如水”七字，极幽默地讽刺了当时官场恶习。

　　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退路经巢县，父亲拒绝随溃军撤退台湾，五金百货店被抢劫一空。新中国成立后，改做小本生意，后因替朋友担保开办织布厂还贷而歇业，只得去乡下教书。后来，政治运动到来，父亲常挨批斗，原因是他任过民国军官，当时称“伪”军官，从家中查出一些照片、军功章、军官服等物件。冯将军送的那块黄军尼衣料也引起一场风波，母亲给我缝制一件上衣，儿时我穿上新衣颇为得意，对人说是将军尼，就有人检举父亲原来是个大“伪”军官，又挨批判。后来，父亲下放到龟山石场，我跟着去。石场劳动很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由父亲读报，隔几天还要抄写一次黑板报，不到三个月，累得吐血，痔疮复发。入冬后，天寒地冻，雪花纷飞，他带病出工抬石块，终于昏倒在工地，我连忙上前跪地喊叫，他双目紧闭不答应，吓得我哇哇大哭，撕心裂肺地呼喊：“爸爸，你不能死呀!”好心的石场医生赶来救治，将病情报告领导后，才批准回家休息治病，工资发一半，只有十几元钱。直到政府有关部门来函说他不是“伪”军官，才重返学校教书。当时极左思潮盛行仍遭歧视，当临时教师多年不能转正，直至1960年贫病交加去世。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最艰苦的一年，其时我上初中住在学校。有一天家母来校叫我跟她去南山接父亲。我们去后，他已经卧床不起，面色如土，还大口大口地吐血，我们哭着把他抬回家，邻居都来看望，好心的街道干部端来一大碗粥喂他，他热泪盈眶。此后，病情日见沉重，没过几天，父亲带着心事、伤痛和怨愤逝去，他眼睛睁着，我用手抹不闭眼，他是死不瞑目啊！在弥留之际，父亲嘱咐我们恪守祖父“忠义传家”遗训，还嘱咐将冯将军照片妥当保存，我含泪答应。

　　父亲生前清理旧物时，烧掉不少好东西，其中有祖父的烈士证明、他的军功证明、照片、名片。指着要烧的照片、名片对我说：“这些都是世交故旧，有几个是你祖父学生，有的在台湾、香港，不留。”留下十多张照片舍不得烧，有冯将军三张，两戎装，一便装，并说：“这是恩人，好好保存。他若在世，还能帮我。”父亲去世后，我将这些照片包好，藏在住房墙缝里，自以为万无一失。但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来查抄，把墙缝的十多张照片找了出来，收走那些穿戎装戴礼帽的照片，说是“四旧”。只留下冯将军的布衣照，匆忙中来不及细看，说布衣照片是平民百姓，留了下来。其时，我在陕南工作，接母亲来信，赶回巢县，找到红卫兵领导，要求查找归还，说是集中烧了，无可奈何。我便将仅剩的一张冯将军照片带走，翻拍两张，分别夹在日记本中，原照夹在《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书中，此书中有祖父刘之良在辛亥革命中遇难的事迹。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运动中，我也在劫难逃，也被查抄，包括此书在内的十多本书和日记本等物被抄走，后来发还不见此书和照片，查问经办人员，说是烧了，所幸日记本中的翻拍照片还在。母亲还说，父亲有些重要东西舍不得烧，委托亚父山李姓亲戚保存，我多次寻访此人没找着。

　　父亲还讲过家世和祖辈以及先祖的事迹。父亲这一辈共有七人：刘天福、刘天禄、刘天寿、刘天娇（女）、刘天宠、刘天麒、刘天麟，是祖辈以年龄为序按福、禄、寿、娇、宠、麒、麟起名，在兄弟排行他为老六，却是长房长孙。祖辈兄弟四人，刘之良、刘之堂为老大和老二，另二人姓名不详。曾祖曾任清军炮营统领官，后致仕在家休养，因刘之良、刘之堂殉难，若抄家之祸，忧伤病亡。巢县刘氏原属蒙古民族，古称匈奴。远祖系北方匈奴刘猛后裔刘路独孤部落，归附鲜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行汉化，独孤氏一部进驻中原，其中一支驻扎江西。其后裔火弥赤公元朝顺帝至正年间任江西右丞（正二品，地方最高长官），在元末战争中忠于职守、保境安民，与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的陈友谅军苦战，令左承守南昌，率军平富州，复瑞州，立军营，分义兵千户、水军千户。因南昌失陷，火弥赤公退守抚州，遭敌围困，突围战斗中受伤力竭阵亡。突围前，决心以身殉国，布告军役，愿回乡为民者发路资；愿随军者由七个儿子统领北陡。二子、三子、四子、五子沿途分兵驻守赣北皖南等地。到达巢县者有三支，即长子伯广、七子伯仲，在城外分兵安营扎寨，互成犄角之势，称东炮营、西炮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感念火弥赤公力战陈友谅有功，褒奖前期忠臣，追封火弥赤公为“靖节元臣”，迎灵柩归葬东炮营村，赐后代刘姓，赐第于城隍庙东，建刘氏祠堂，尊奉火弥赤公为巢县刘氏一世先祖。父亲还说，刘氏为巢县旺族大姓，衰落后有改名改姓的。有个刘毓珩是刘氏族人，学生领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做地下工作，改名陈其五，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领导职务，彼此认识。

　　父亲生前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有些人还来家看望慰问，极困难时得到政府救济。在我记忆中，有政协和工商联领导张民智、原城关区赵区员、原朝阳镇马镇长和朝阳街道主任柳友霞。

　　以上所述，都是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间的旧事，隐含着60多年的风雨沧桑，有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有父亲的不辛和伤痛，还有儿时我的伤痛和泪水。

　　注：刘平贵，安徽巢湖人，辛亥后裔，退休干部，陕西省水文局原副局长、陕西辛亥后裔联谊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