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老人的爱国心

　　周素园老人的一生，经历了清封建王朝、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时间跨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不断爆发的动荡年代。是什么原因促使素园老人从自幼学习历史，“读书做官、显宗扬名”的封建传统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最初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继而转变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最终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使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使他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在经历了种种艰难和挫折后，最终找到了真理——马列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使他从清末的秀才转变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鼓吹者和领导者，爱国主义思想使他从军阀的幕僚、绅士、文章泰斗转变为参加万里长征的一名红军战士、八路军的高级参议、贵州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副主席。为便于大家了解，现将素园老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思想言行分述如下：

　　（一）

　　1895年，素园老人考取秀才，1896年被推选为贡生，时值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对16岁的他刺激很大，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

　　1897年清侍郎严修对他的学识文章非常赏识，劝他钻研经学。他回答道：“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引自《周素园文集》，117页〕

　　从此，他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了拯救处于危亡之中国，千方百计觅取宣传新思想的书报，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从而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新思潮。

　　这时期，他对清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作了尖锐批判。1899年他写道：“方今外辱洊至，内政又复不修。上下相蒙，政以贿存。嗜利黩货，结习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天下之人以为筮士皆以牟利，固恬然不知怪。夫如是固汲汲以官为寄，而惟剥削侵渔之是务。民积困而不苏，国亦积弱不振。” 〔引自《送王子儁游江西序》，见《素园文存》。〕

　　对于清朝统治者高唱变法，实行新政，他作了尖锐的抨击。他在致友人刘黎青的信中说：“抑仆观今所谓变法，皆捋徇人，非以为果有益于我也。政府虑于外人之迫，则以变法缓之；直省希政府之皆，则以变法媚之。究竟破除积习者何人？实力奉行者何事？不出数年局面又将更易。”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府是假，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讨好洋人是真。

　　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溯自甲午一役，吾国腐败之现象，始轩然豁然呈露于五大洲，而千年睡狮乃稍稍破其沉酣之梦。庚子国变（注：指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祸亦亟，事亦亟。而欧化潮流益澎湃汹涌不可遏抑。以今日之智识程度，较之五年前，则有进矣；较之十年前，则大进矣！厄我者之适以厚我，弱我者之适以强我，敢不拜东西大国之赐？” 〔引自《周素园文集》，574页。〕

　　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他说：“夫列强之合力经营中国也，亦既有年于兹矣。举凡海陆险要，天府奥区，大都布算而乘除之，悬衡而轻重之。瓜分之图、均势之论，喧阗腾播于人人之口。哀我同胞久已续波兰之覆车，遵非洲之遗轨。”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者们，“堤溃防决而营私谋利如故，栋折榱崩而粉饰升平如故。” 〔引自《为黄德铣致刘统之》，见红格本《素园书牍》卷二。〕他对帝国主义者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而爆发的日俄战争感到非常悲愤和不安。他在给友人信中写到：“特恐英、德法、美竟思染指，实行瓜分。大陆之上，遂永永无我国旗，兴言及此，不觉失声痛哭矣。长夜漫漫，俯仰身世，不能成寐。” 〔引自《复宁益之》，见红格本《素园书牍》卷二。〕

　　对贵阳师范学校学生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罢课斗争，他极力主张支持保护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日俄战争中，日夺辽阳于俄。师范学校教习置酒饮诸生，大呼‘日本万岁’，迫诸生和之。诸生怀国耻，各静然。岗山肆口怒詈，坐近者且被其拳击。诸生乃相率罢学。”对此事件，他评论道：“踞我土地，又欲脋我人民，苟非视中国为万劫奴隶，当不出此。故在今日，学可罢，交可绝，绝不可坏团体、伤感情，作敷衍之周旋，和平之了结。……以我同胞爱国思想之薄弱也，乃今始萌芽，忍不为之调护而复加摧折哉！” 〔引自《周素园文集》，515页。〕

　　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怎么办呢？他心潮汹涌，热血澎湃。他认识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是要推翻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说：“少年人当如大风捲尘，悍流挟沙，决莽而行，去不返顾。”他希望革命的狂飙横扫旧山河。他下决心要做时势所造之英雄和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一封给学生的信中说：“仆闻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人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已负此巍然七尺，至不能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宁天地间之骈枝赘疣！仆每念及此，方食失箸，中宵而立，无疾而呻，严冬而汗，诚不知其所以然。” 〔引自《普安与师范学生张友栋、郭光焘》，见红格本《素园书牍》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