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老人的爱国心(3)

　　到保安后，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人写信，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写到：“自‘九一八’以来，事变频频，丧权辱国，几等于家常便饭，容忍复容忍，忍让复忍让，所谓‘最后关头’不知究有何种限度！弟虽六十衰翁，却不愿身为亡国奴。故于本年二月肖、贺红军过境时慨然攘臂，从之西行，窃观共产党主张类能顺应潮流，领导群众，而蒋氏一切施为务与此八字相反。故尝发狂论决蒋氏之必颠覆，共党之必扩张，惟期间尚不能预完耳！当红军主力会和之日，正日寇进攻绥东之时，蒋氏欲挽垂绝之命运，惟有俯纳国人之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尤（犹）可维持其地位。蒋氏执迷不悟，躬率爪牙集议西安，犹欲以‘剿匪’的呼声压倒抗日之情绪。盲人瞎马，终于催促张、杨之爆发。今者全国视线皆注意此后事态之发展，有能主张正谊，湔往日之仇耻，必为众望之所归；有仍观望形势，谋个人之权益，必为舆论之所弃。成功失败，事无两途。” 〔引自《周素园文集》，915 - 916页。〕

　　1938年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停顿时，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写信给张道藩、张继、吴忠信、冯玉祥等人，以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本不欲写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嗣后如有随军移动情事，再为函告。否则最多只打算每月写一次信，聊报平安而已。人人都知道国事危急，人人都觉得这不干我事，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有些人甚至开讲演、写文章，说的义愤填膺、责无旁贷的。枪声还没响，早就藏到安全地带去了。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国难则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引自《周素园文集》，1010页。〕这封信他是作为遗嘱写的，他为随军奔赴抗日前线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这些话读起来使人感受到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思想境界。

　　他在延安受到多方面的关怀和优待，但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加以长征途中的积劳，他病倒了。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生活不能自理，虽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久久不愈，他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这个思想报告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复信同意他的请求，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又设宴为他饯行。

　　（三）

　　1937年10月23日，他肩负着党和毛泽东的托付，离开延安。同年11月初抵达重庆，国民党当局拒不见面，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11月底，他去成都。他自己写道：“到成都，接洽较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 〔引自《周素园文集》，2页。〕

　　1938年1月中旬，他抵达昆明。他受到龙云和其他一些上层人士的欢迎，对他优礼有加。他对他们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后来，他和广大群众接触。当时昆明人称他为共产党代表，他们对新事物非常爱好。他在各种场合借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宣传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英雄事迹。对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给予了无情的驳斥。听众非常兴奋。他还介绍了朱家碧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进步书籍留交郑一斋、徐嘉瑞、刘慧之等学习讨论。他还为八路军募得急需的两万盒云南白药，运往前方救急，使得云南当局迫于蒋介石的旨意对他下了逐客令。

　　1938年4月，他回到贵阳，等待他的却是反动政权的周密防范和监视。并警告他不得在贵阳停留。

　　同年5月，他回到了毕节。开始了他一生历史上另一个苦难的时期。这是他政治上受到严密监视的十二年，思想上受到重重压迫的十二年，也是他贫病交加的十二年。但他忍受住了这一切，他仍然默默地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在那乌云满天、长夜漫漫的岁月里，他期待着光明，而他把解放后的日记名曰《光明日记》。

　　1949年12月28日，毕节解放了。光明来到了。他积极投入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恢复社会秩序、建立地方政权和扩大统一战线等繁重的工作中。

　　1950年2月，他应省委之邀请到了贵阳，苏振华等省委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他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社会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同年6月，他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中华民国统治了38年，前半段掌握政权的是北洋派，后半段是国民党。他们的作风虽然表面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内把老百姓践踏在脚底下，对外为帝国主义服务，压迫剥削达到了最高峰。物极必反，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收支平衡了，物价稳定了，成绩昭彰。凡有耳目，共同共闻。有了这样负责的政府，有了这样历史上无先例的政府，我们不知道拥护，说得上政治常识吗？” 〔引自《光明日记》卷二，1950年7月24日。〕会议期间，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接见了他。请他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此后，在清匪反霸、减税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积极参与，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他无比愤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先后写了多篇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号召全省人民坚持抗美援朝斗争。他关注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每一进展。1954年2月当他得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到：“这一重大事件，三年多来每日都是悬系在我心里，今天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们破天荒第一次赢得的国际胜利，光荣地写上了史册。” 〔引自《周素园文集》，1278页。〕

　　（四）

　　今天，我们的国家和六十一年前相比，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了，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耻辱，彻底洗雪干净。而他的故乡——毕节，如今的毕节试验区正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一片热土，全区人民誓立赶超之志，勇走创新之路，大兴苦干之风，为更加美好的毕节明天而努力。老人若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

　　作为素园老人的子孙后辈：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真诚、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当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的时候，不怕苦，不畏难，激流勇进，勇于献身。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一辈子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思想，使自己能掌握革命理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团结巩固，更加伟大富强。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严于律己，光明正大，疾恶如仇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以私利而有损公益。对社会上的各种丑陋现象，要敢于揭发，勇于与之斗争。

　　周素园老人说：“一个人快死的时候，总是留念于自己子女的前途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归，我死也瞑目了。”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子女辈、孙儿辈中，有许多都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都在努力学习和工作。我们一定要牢记老人的教导，永远拥护党的领导，永远跟着党走。

　　（作者为周素园老人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