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往事 依稀似梦

辛亥革命网 2014-09-04 10:15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黄建玲 查看:

我父亲是黄兴的次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从小没能以有如此伟大的祖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孙女我只是从父亲和大姑妈身上,依稀感受到祖父黄兴“笃实无我”的家风。

  祖父黄兴的名字第一次清晰地印在记忆里,是小学高年级。那次,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回家填好上交。里面有“家庭成份”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父亲想了想说:“你就填革命家庭吧,你祖父黄兴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辛亥革命,但记住了祖父的姓名,也仅仅是姓名。谨言慎行的父亲之前从没提起过祖父,也不跟我们说家族往事。不过,每年十月三十一日祖父忌日,父亲都在厅堂祖父肖像下供两盆菊花,我们几个孩子都要行三鞠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我们小孩子遵从父母嘱咐去做,只是当作祖父来敬供。

  表格填好交上去,老师说没有革命家庭这个成份。他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得知在上海民政局工作,他就划掉“革命家庭”,填上了“职员”两字。

  解放前,父亲在上海工作,因为家里有六个孩子,开支大,就把家安在苏州。租了仓街25号一个带院落的洋房,比较宽敞。我们姐弟六人放学了就爱在院子里嬉耍。我入读的是尚德小学,一所座落在颜家巷的教会私立学校。

  1948年仲秋的一天,大伯父黄一欧驾驶一辆军车载着大姑妈黄振华,一起从上海来到苏州家里。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黄振华,是来劝我父亲,要求和她一起到台湾去。我爸爸看着一家老小近十口人,迁移负担太重;更重要一点是父亲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不下去,就选择留下来。他们说完话,大姑妈转过身来问我,学英语了没有。我说只学习了字母和单词,她就要我用英语说铅笔和书。大姑妈听后,纠正我的发音,并说英语一定要学好,长大了要去国外学习。当时我才读三年级,觉得长大还是非常遥远的未来。不久,全国解放了。学校改名颜家巷小学,不再有英语课程。大姑妈去了台湾,等再度见到大姑妈,已是四十年后。

  大姑妈去台湾,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她随身只带两个箱子,箱子里是她收集整理的黄兴革命时期的照片、诗词、书画、文件、图章以及一些文具用品。但最后一班飞机只允许上人,行李全部要留下。她得知情况后,赶紧打电话给了我父亲。父亲赶到机场,为大姑妈保存了那两个箱子。后来,开始搞运动,父亲觉得黄兴的遗物很重要,放在上海公寓不安全,就悄悄地把箱子运回苏州家里藏起来。但是到了文革,红卫兵搜走了这两个箱子。大姑妈收集的黄兴珍贵资料和图片,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文革结束,我们去问有关部门,都说不清楚到哪里去了。

  我父亲是黄兴的次子,生于1901年6月。祖父黄兴1903年到1904年在长沙起义时,他还只有两三岁。我大伯父黄一欧一直跟随黄兴四处奔波革命。当我父亲12岁时,就开始担起家庭的重担。黄兴一直用书信和我父亲联系,嘱咐他照顾好奶奶和母亲,并承诺今后也带他出国留学。1914年,我父亲带着他的奶奶和母亲还有小妹黄德华来到日本,和黄兴团聚了两个月。黄兴又为了革命,远赴美国。在异国他乡,一家四口女眷,都靠我父亲照料。过了两年,我父亲接到黄兴电报,要求他带家人回国。当时15岁的父亲完成了这个任务,把一家老小从日本带回了上海。回国后不久,他又返回日本读书,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廖承志是他的学弟,曾向他学习日文。我父亲把家人照顾得好,让祖父一心革命没有后顾之忧,这种从小开始的磨砺,也锻炼了父亲。他早熟稳重,秉承了祖父实干的一面。北伐战争结束后,我父亲从日本归国。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担任参事。后来又出任过内务部统计司司长。当时,国民政府要统计人口。战乱时期,财政困难,拨款有限,人口统计又被列为当年政府必办之事。怎么办?父亲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因为每个人每月的食盐量基本是个定值,只要统计每个县、市的食盐量,便可统计出每个地方的人口总数。此思路提出后,得到大家一致赞扬。后来四万万伍仟万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解放前后几十年间一直是用这个数字。

  父亲在国民党政府里,是个普通的职员,兢兢业业地工作。解放后,也在政府机关当职员。他完全秉承了祖父的家训“笃实、无我”,因为生性耿直,吃了不少苦头。

  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中,父亲说了些真话,被内定为右派。原本每两周回一次苏州,从此就不允许回家探亲。我弟弟高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抱定考上清华大学的决心。但莫名其妙不被录取,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右派父亲,政审没通过。我师范毕业那年,学校升格为师范专科学院,我很想继续升学。然而只有成份好的同学才可以继续留校升入大专。我被分配在苏州市工作。

  我们原本住的小洋房,解放后搬进了几户人家,其中包括房管所管理员一家和派出所所长一家。这两家把小洋房宽敞的院子出让给上海商业局做疗养院。我们迫不得已,几家人搬迁到中张家巷28号一座很小的院子里去。

  1959年,父亲被发配到青浦农场去劳动。即便在那种屈辱的劳动中,父亲还是认真做事。一次大冬天,在冰冷的河水里捞猪草,冻得浑身发抖,还坚持劳动。还有一次在开垦荒地,一块石碑滚落下来,眼看就要砸伤人,他猛冲过去推开人家,自己的脚被砸伤、骨折。经过两年劳动,他又被派到上海一家精神病人康复院去管理病人,他从不叫苦,还安抚病人,处理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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