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首义元老曹珩的半世坎坷(2)

　　意外枪响后果断率部举义旗

　　蒋翊武总指挥离开之后，指挥之责自然落到第一营的营代表曹珩身上。10月10日傍晚，曹珩在左旗营房大操场召集各营营代表紧急会议，并报告彭、刘、杨三同志就义，机关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抓的消息。曹珩说，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不在，名册已抄去，城门已关闭，大家已成笼中之鸟，不免一死。不如团结一心拼死一战，发扬革命精神，死了也重于泰山。这战前动员意见得到江光国、张融、刘靖邦、沈廷桢、胡培中、曹珩等六位标营正副代表通过，并将任务分配传达到各标营，积极筹备，仍旧按照原来总部布置的计划，10月11日晚7时起义，鸣枪为号。

　　武昌起义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平时每兵所配空包子弹五粒，每队在军装房、保管房，保管有实弹一箱，一千发，未得准许，不得使用。10月10日7时前工程营的熊秉坤，向其队官索取军装房所存子弹，未获批准。熊秉坤带随行同志强行将军装房门撞开，强抢子弹到手，队官见势害怕，乃越墙逃避，被熊秉坤枪击而死。此时曹珩与蒋方仁、李英敏三人，正商议起义时出击准备，被枪声惊动，时值七时正，因枪响是统一规定的起义信号，也是一点火星即会引起爆炸之际，曹珩以为起义又提前一天（此前由中秋节延至10月11日），但身边仅有一棚留守新兵，弹无一发。此时二排排长徐世猷闻枪声即问曹珩：“兄弟，怎么回事，若能讲明白，即可替你们想办法”，曹珩因为保密，谨防反奸，矢口支吾，这时枪来弹往，隆隆不绝，一直至10月10日晚十一点多钟，枪声开始停止。晚十二时许，徐排长又对曹珩说：“今晚究竟怎么回事，望即告诉我，若不放心，送给你五十排子弹，作为保证。”曹珩为他的诚意所感，也因急于参战，当即接过挂囊内子弹对徐排长说：“请将官兵左臂佩戴一条五寸宽的白布，作为标志。”徐排长欣然接受，当晚口令“攻击”，这就是民国开国第一个口令。曹珩即率新兵一棚、随队官胡廷佐、排长黄继等共同起义，攻占藩台衙署，并看守藩库金银钞票。

　　据《辛亥武昌首义史》介绍，41标起事曾受到黎元洪阻挠。曹珩等41标官兵在攻占藩台衙署途经百寿巷时，消灭了设在那里的警务会所。除了攻打总督府（制台衙署）和八镇大本营以外，首义之举中的行动多是强行占领。强占藩台衙署虽没有经历激烈的战事，但据后来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评论认为，及早抢占藩台衙署并守卫保全藩库金银钞票，杜绝任何势力抢夺府库，对于极缺经费、枪支弹药、医药的起义军来说比一场战斗取胜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辛亥武昌首义夺权的核心步骤之一。

　　10月11日夜、12日1时后，炮兵蔡汉卿炮毁保安门，将大炮直拖往蛇山，炮声轰隆，威震四方，而后，制台衙署起火，此时瑞澂制台及陆军部督练总参议铁忠将衙后开洞出文昌门，携其眷属乘军舰逃走，统制张彪带领辎重一营经汉口刘家庙向北逃去。至此起义夺权斗争取得胜利。

　　起义之后，曹珩率部驻扎武昌黄鹤楼，戍守江防，特制红旗一面，并亲书“兴汉排满”四字，高举义旗飘扬楼头。曹珩后来又升为战时总指挥部参谋、鄂军政府参议。

　　蒋翊武10月13日由汉川赶回武昌省城，参与筹组临时军政府并任副参谋长。公推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孙武为军务部长。湖南首先响应起义，江西随即附之，沿长江沿线各省，均树旗响应，海军总司令带领军舰赴汉赞助起义成功。满清政府已经瘫痪，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宣告结束，“中华民国”由此开端。

　　阳夏保卫战中的督战官

　　父亲的《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仅记述起事经过到1911年10月12日夺权胜利的史实，后期经历并未涉及。为了弄清他辞职的原因，我根据现存的父亲实物，台湾等地的史料和我们亲眼所见，以及他自己对家人提及的他的经历等等，将他辞职前后的事补遗如次。

　　辛亥首义取得初步胜利后，黎元洪出任都督。为了稳定局面，断绝黎元洪对清政府的幻想，革命党人在10月17日安排了一个祭告天地的誓师典礼，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父亲作为总指挥部参议，参与策划了这一重要活动并参加了当晚起义将领的首次会议。现在台湾流传着曹珩能背诵和书写黎元洪誓词一事。这与他亲身经历，铭刻在心，不无关系。也说明这些情节一直牵挂着首义游子的灵魂。

　　当时败退的清军在汉口焚烧民房，从桥口以下数十处起火，10月18日，父亲带领起义军队渡过长江，奋不顾身，扑火救人，并提出决不让火烧过四官殿。父亲在抢救中，身上着火，烧伤多处，留下多块烧伤疤痕。记得我十岁左右时曾见过，并问过他，父亲向我讲述过这件事及阳夏保卫战经历。

　　袁世凯为了夺权，用两面手段对付武昌首义。派北洋军的部队攻打新生的革命军，阳夏保卫战，敌我力量悬殊。在黄兴的指挥下，奋战十余日，汉口、汉阳先后失守。11月27日革命军退守武昌，在这期间，父亲一直带兵在前线。辛亥革命纪念馆中有曹珩所佩“督战官”臂章实物。起义时一律佩戴白布袖标；而曹珩所戴臂章是只有在起义之后，阳夏等保卫战斗中，战时总指挥部派往前线的“鄂都督府督战官”才有，因此数量不多，现存实物仅此一件。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不得已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军阀袁世凯。曹珩深感形势发展与起义的初衷背道而驰，痛心不已。孙中山先生卸职后，着手进行社会革命，积极奔走，解决民生问题。4月到上海、武汉、福州、广州等地，致力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发展民族工商业和铁路交通事业。4月9日孙中山先生应湖北军政府邀请，乘轮船来到武昌。在武汉五天内，孙先生发表演说，参观访问，接见朋友，父亲奉命负责接待与保卫工作，跟随在孙先生身边，并参与孙先生在汉演讲和发表文稿的起草与执笔。这件事我曾听父亲讲过。他是个不事宣扬的人，只有终身难忘的事才反复回忆，念念不忘。

　　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大权在握。事实上标志了辛亥革命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父亲见到这样结局，特别是在武汉近距离接触了孙中山先生，对孙先生的品德和理论深感佩服，认识到“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惟一出路，对袁世凯等窃国大盗深恶痛绝，更反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他感到多年的理想破灭，精神上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在鄂军政府参议、上校军械处长任上毅然决定辞职回乡，但多次申请未被批准，反而被曾经参加首义的上级挽留，晋升为陆军少将实官，担任旅长。

　　参加讨伐袁世凯战事结束后，1917年他再次以“革命告一段落，事成身退，辞职回乡，退隐山林”为由，坚决、执意、严肃地提出辞职。作为一名首义元勋，有功劳和名分，有地位有收入，有一批同志、同学、同仁和朋友的广泛社会支持，却执意请辞，这不能不与他的人生观和孤傲的脾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