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先父张肖鹄在新闻工作上的片
辛亥革命网 2010-12-2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怀平 查看：
191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大地新旧思潮较量十分激烈，民初政党林立，政争纷繁，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军阀政客，民主与独裁，共和与专制的斗争更为突出。这一时期，湖北先后出现了八十八家报纸，其中官办十一家，外国人办四家，其余为民办报纸，除少数商报小报、画报登载一些消散文章外，其余全部控制在各党派政客手中。
先父张肖鹄先后在《中华民国公报》、《震旦民报》、《江汉日报》任副主笔、主笔。由于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笃尊信仰，敢于直言，几遭杀身之祸，但他临危不惧。仍以犀利的文笔，抨击时政，与军阀政客一次又一次的作斗争，为早期新闻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1年武昌辛亥革命起义的炮声打响以后，清廷一夜覆灭，人心未定，百业待兴。稳定民心，宣传革命是当务之急，在全省报纸全部停刊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新组成的军政府的领导下，由学生界领袖（共进会负责人之一，两湖师范学堂学生牟鸿勋）负责办报。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其宗旨是宣传群众，鼓吹民主革命，发布政府文告、命令。报纸内容着重三个部分，即一、政论，包括时评。二、新闻，包括专电、省内外新闻。三、副刊，包括文苑、杂组、白话小说。报馆设有正副经理、正副主笔各一人，编撰若干人。时先父任副主笔，鄂城三杰中另两人刘复、朱峙山均为编撰。我父亲主要是负责核定省内外新闻，起草檄文和时评。
《公报》成立后的第一副对联是先父拟定亲自执笔书写的，上联：为民公好恶，下联：为国报平安，横批：光复中华。简明扼要地用十四个字将该报宗旨揭示出来，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中华民国公报》，虽是军政府机关报，但初为革命党人所控制，一时文风大振，确有不少热情杨昂的好文章问世，先父《说民国》、《说反清》以及至各省檄文就是这时写出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报社中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革命的、保守的、阿谀上司的逐步曝光，军政府内的权力之争，日趋明朗化，直接影响到办报方向，旋即分为两派，一拥民社共和（拥孙武），一拥国民党（拥孙中山、黄兴）。先父等革命党人眼看辛亥革命成功仅两个月，由于党派之争，革命果实即将落入袁世凯、黎元洪等军阀政客之手，万分忧虑。在这紧急关头，先父以满腔热血不顾馆内拥袁之约束，毅然执笔写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一文，列举了孙先生五大功绩，公开支持孙中山，给予拥袁、黎者当头一棒（此文载于1911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公报》）。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公报》，日益背离革命宗旨成为民社在汉言论机关，而其中部分进步党人，力加抵制，形成反袁、拥袁文章同时并列的混乱状态。主笔张樾受张振武之托，辞离公报馆职务，主办《震旦民报》，经费由张振武在军费中支拨，创刊后颇抑袁、黎，宣扬孙黄。持谠论，昌正气，与《中华民国公报》、《民心报》相鼎立。
1912年4月，孙中山来汉访问，离别前夕，致书报界联合会，充分肯定了湖北报界在辛亥起义前后的功绩，勉励报界《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国民得所指南》。对革命报人鼓舞极大，士气大振。
其时被满清政府查封的《大江报》也相继复刊，先父亦应张樾之邀，兼任《震旦民报》副主笔，言论极其活跃，公开与《中华民国公报》对立，揭露袁世凯，抨击黎元洪，深受各革命志士欢迎。
是年8月，张振武为袁、黎诱至北京捕杀，其五大罪状中有一涉及《震旦民报》，即“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可见袁、黎痛恨《震旦民报》之深。
此时，湖北报界正值风雨之秋，湖北通讯社经理冉剑虹，因揭露黎元洪而遭通缉。大江报社评荐令黎元洪下台，黎以该报宣扬社会主义为由将其查封，经理何鸣海、主笔凌大同均被通缉（后凌终被捕，惨遭杀害）。
蔡寄鸥于《民心报》刊发《哀大江报》抨击黎元洪钳制舆论并讽黎为：“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勃然大怒，蔡亦被通缉，《民心报》亦宣告停刊。新文字狱的兴起，一时腥风血雨，谁敢反黎谁将遭到捕杀，进步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已趋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