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中见战友情：先父张肖鹄晚年政治生涯片段

　　1949年春，我的家乡葛店解放了。那时，父亲正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工作。因前半生的革命经历、不平常的学识和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教育家，被弟子们尊称做“一代宗师”。当年冬天，他以学界代表、“开明士绅”的身份，被选为鄂城县人民代表。第二年秋，他又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出席了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我母亲去世不久，父亲虽然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可是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举国上下一片大好景象，实现了他一生为之奋斗而未能实现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梦想，他的革命热情再度激起，好像又变得年轻了。在会议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还全文抄录了（当时）难得一见的毛主席著作《矛盾论》①。会议结束后，他亲上讲台，向师生和民众宣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讲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本质②，同时，积极传达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精神，带领我们全校师生到葛店镇附近农村宣传土地改革运动的各项党的政策。

　　父亲为什么能这么快接受并理解党的政策呢？这是因为他一生追求进步，国强民富是他一生的梦想！早在民国初年，他就读过马克思的学说，大革命时期，就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特别是1945年初为躲避日寇纠缠，举家南迁到游击区时，父亲在季家畈教书，和新四军常有接触。当时，张凡在那儿任县长③，父亲经常阅读他们送来的报纸及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从而提高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解放后，他常对我们说，没有共产党，中国还要受外国奴役，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时，他意气风发，精神抖擞，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余热，为国家多做点工作。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正当父亲积极宣传大会精神及土改政策的时候，家族中有人借土改之机，陷害父亲，唆使一些人把父亲拉去斗争。学校师生深知父亲的为人，也是出于对校长的信任和尊重，天天轮流给他送饭。那时，母亲去世了，哥哥在上海，姐姐们都参军、参干了，我才刚满16岁，父亲被斗后，我连吃饭都没有着落了，幸亏同学们接济我，我才得以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父亲被斗争后，进行了清算，需交还群众果实谷子二百石。母亲病逝后，家里除了住房和满屋的书籍外，已是一贫如洗了，根本无钱可交。父亲决定去武汉找亲朋左借。于是，辞去了神山中学校长职务，请乡政府出一书证明，让我们到武汉等地设法筹款。

　　1951年初，父亲带我离开家乡去武汉。离开葛店时，我们全班同学天不亮就赶到学校，为我们送行。大家很清楚，母亲几个月前去世后，父亲已无牵挂，完全可以应邀去武昌工作④，只是为了这些首届毕业生，才没有去，不然也不致受冲击。大家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上轮船，直到轮船离岸人们消失在晨雾中，我们还能听见呼喊校长的声音。

　　到武汉后，父亲找亲友左借到了四百多（万）元，让我送回葛店，父亲则在汉准备去二哥家的行程。到二哥家后，父亲老病发了，当时景德镇医疗条件很差，二哥怀方决定送父亲去上海治病并设法偿还在汉所借之款项，于是把我托付给在南昌工作的二姐怀平。

　　1951年春，我考取了江西财政经济专科学校，为了报户口，给神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伯云（后任校长）去信，请他给我办理户口转移手续，从而与杨老师建立了联系。这时，父亲也以军属的身份，在上海办理了户口。当年秋，杨老师在给我的来信中附了一封鄂城县县长韩光给我父亲的信，信中说，我父亲是开明人士，土改中被斗是一场误会，他动员父亲回鄂。我接信与二姐怀平商量后，把信转给了二哥。这期间，父亲在鄂诸友也劝父亲回汉，说省参事室可安排工作。只是由于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加之家人不放心让年届七旬的老人只身回鄂，故未能成行。但父亲一向相信共产党，同时认为，自己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害国害民的事，倒是很想回乡继续发挥余热。1954年秋，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然只身返鄂，意在回鄂城县找韩县长讲述自己离乡几年因身体不好未能如约返鄂的情况。不料，到汉后听说韩光同志已调任武汉百货公司经理，故写信给我拟商量办法。那时我在武汉的中南建筑工程四公司工作，正在江堤上防汛，公司不了解情况，误将父亲当作“逃亡地主”送湖北省看守所，又转送鄂城县看守所。

　　我当时很着急，也无能为力，只得四处求助于父亲的老友。朱峙三叔叔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几年来，他与父亲常有书信往来，曾极力劝说父亲回鄂城县将几年的情况说清楚后，留在湖北省参事室工作。朱老对我说，他在上海好好的，是我劝他回省去参事室工作的，我有责任设法保他出来。于是，朱老给他的同学、老友、学生写信，多方联系，请他们为我父亲说话。

　　当时，许多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友还健在，较有名望的有董必武和熊晋槐等老同志。

　　董老曾于民国初年与我父亲协力合办收容烈士遗孤的“江汉公校”，后又同在“鄂西靖国军”中充任秘书工作，抗日战争中，父亲又曾送学生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董老介绍去延安。建国后，董老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熊老曾于民国初年与我父亲同在蔡济民领导下组织反对袁世凯的秘密活动，这时他任湖北省副省长；还有一些老朋友在湖北省参事室和文史馆工作。

　　那两年，我常去朱老寓所，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到1956年，朱老告诉我，很多老朋友都出面为我父亲的事找有关领导反映了。他说，他和父亲在“两湖师范”的同学、浠水县政协委员蔡天民先生还准备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写信。朱老说：“这么多人替你父亲说话，应该会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