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一生——怀念父亲姚(3)

　　这场战争，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我方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十分壮烈，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全世界为之刮目相看。从1月28日战斗打响到2月末，终因我军兵力不足，敌人乘虚从浏河大举登陆，我方侧背均受威胁，不得不将全军撤至第二道防线。3月3日，在当时国际联盟干预下，双方停止了战斗。在这短短一个多月作战行动中，敌人死伤万余人，竟不得不临阵四易主帅，从海军舰队司令到陆军中将师团长，最后搬出了前日本陆军大臣白川大将，其狼狈焦虑之情，可想而知。由于父亲指挥的炮火精确射击，在战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日本各大报章也惊呼：“敌之野炮队之射击，意外精确”，“最可惊者，我陆战队本部指挥官室内屋顶，突然落下敌人八磅炮弹，侥幸万分，弹竟不炸。否则……”。说明我方炮兵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4）（15）}而在敌人陆海空军占绝对优势的立体行动中，我炮兵阵地无疑地必然成为敌人铁与火攻击的焦点，我炮兵部队的任何战果都是将士们以血肉之躯拼来的。父亲也在这场对抗日本侵略军的生死搏斗中获授云麾勋章一枚。

　　这场战争，仅从浙江开拔的陆军第八十八师，便有1421名将士为国捐躯。英烈的全部姓名至今在杭州西溪路73号附近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牌坊的碑石上熠熠闪光，供后人凭吊缅怀。

　　（六）八年抗日战争中的荣军休养院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受任为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后改为国防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第二休养院少将院长兼总队长，筹建于浙江省上虞县五夫村。这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需要而成立的机构，任务是接收非残疾的伤愈军人，经过休养整训，然后重返部队，增强抗战力量。休养院创建伊始，工作千头万绪；荣军来自各方，思想状况不一，任务极为棘手。父亲是时已年过半百，毅然轻装到任，共赴国难。杭州沦陷后，又带着全院官兵，过金华、衢县，先后转移到江西省上饶、樟树镇、吉安、永新、会昌、瑞金等地，十年如一，坚守岗位，不顾艰危，勇于负责。1937年底，休养院从金华循水道到衢县时，个别荣军对生活上提出一些过高要求。由于休养院是白手起家，匆匆草建而成，加以长途移动，居无定所，中队十分为难。父亲便亲自接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并根据条件适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矛盾得以化解。1938年初，休养院驻扎在江西樟树镇，突遭日机袭击。硝烟未散，警报未除，父亲便踩着瓦砾，逐一巡查分处各地的中队驻地，发现中队长董世杰被炸伤，立即安排救治，使董得以较快康复。1945年抗战胜利，休养院完成了历史任务，他坚持善始善终，处理好结束事宜，然后于1947年夏退役回乡。但是我家在杭州、南京的住所，除留破损空屋外，所有家俱、器物、书籍、字画等均已被盘踞八年的敌伪搜劫一空了。

　　素性儒家勤传承  一生酷爱诗画文

　　父亲虽一生戎马，却酷爱书画诗文。在杭州家的书房曾收藏有《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等影印本，以及字画、砚墨、印石等文物。他常与姻亲沈维翰、同乡吕东萌等亲友寄诗酬和。并在行军作战之余，将历年军旅生活实录编撰成《行军笔记》手稿二卷，书稿成于1929年北伐完成之后，海月纸毛笔工整誊写，十六开线装本。书稿内空白处补缀有父亲精心绘制的各种花鸟插图，具见其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艺术的雅好。书稿具一定的军事史料价值。惜经抗战以来的历次变动，这些家中存藏均已不知去向。仅从1934年修编的《黄棠姚氏宗谱》残卷中，尚可见到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行军笔记题词》，军政部次长陈仪的《行军笔记序》，父亲的《行军笔记自序》及他在行军作战期间偷闲所作《扬州游记》散文一篇，诗十首。《游记》文虽不长，古朴典雅，情景交融，动静结合，观察细致；诗则显示军旅豪迈之气，却又透露出对和平的企求。^（1）而《行军笔记》之主体部分，则已无从觅踪，至深扼腕。

　　父亲平素家居时，常谆谆教诲我们，琴棋书画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应当传承与弘扬。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兄弟姐妹长期以来一直把诗、书、画、琴作为主要的业余爱好；继勋二哥更是一心一意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院），研习绘画、雕塑，兼及书法、篆刻、摄影、围棋、象棋以及舞台灯光、布景等相关艺术，成为雕塑大师刘开渠教授回国后最早的授业门生、助手，维系着毕生挚谊。

　　父亲生性谦和坦诚，豪迈爽朗，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凡遇亲友有困难，社团有所需，他都会慷慨相助。如1934年起，向家乡毓文初级小学常年捐助银洋200元；1934年冬，邀请黄棠村鳏寡孤独等生活困难户主共餐，并当场赠送每户5至20银元，当时反响很大。同乡吕仁甫，在杭州经营“仁圃桃园”，生活较阔绰，却曾向父亲借贷不赀（此前父亲从未向我等谈及）。吕病故后，父亲于1948年春当着其子吕云生（杭州笕桥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后起义）之面，烧毁借据，不使债务累及后人。父亲表兄弟徐文卿于1927年病故徐州军次，父亲将徐遗体专程运回家乡。文卿妻因悲恸过度，未几也逝。父亲遵从他姨母之托，将文卿年幼之子收为寄子，取名寿彭，多方给予照顾，其后又安排在父亲创建的姚山小学就读，使幼失怙恃的小寿彭感到了无比温暖。寿彭于1949年考入解放军军政大学，先后在军事及地方部门工作，曾趁出差杭州之时机，多次寻访父亲未果，直到他离休后，于1985年回永康探亲，才获知笔者下落，立即给我寄来长信，深情地追叙父亲对他的种种眷顾，及对父亲无限感激怀念之情，从此书信不断，直至他于上世纪90年代病故于内蒙古包头市。

　　父亲十分重视知识，热心扶掖后辈。侄辈姚华雄（宁海县中学校长，离休）、焕良（曾任荣军第二休养院司药）、徐寿彭（包头市糖业烟酒公司离休干部）以及吕春来（台湾基隆基地司令）、曹新民（杭州笕桥航空学校通讯教官）等，都曾在父亲的帮助教导下逐步成长。1948年，父亲担任国民党永康县长期间，还甘冒风险，释放了大学生申屠萌（浙江东阳人，解放后曾任永康县中学教师）等“共产党嫌疑分子”。^{（1）（16）}

　　官高不忘乡情厚  业绩风范永长留

　　父亲一生戎马倥偬，长期浪迹他方，但他对生身的故乡始终怀着深挚的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