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辛亥志士方贤生平(4)

　　先父方贤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资历颇深、军事素养较高，可以算是一员“儒将”，但是穷其一生都未担任高级指挥官，所以一般抗战资料少见报道。其主要任职就是联络参议、总参议、参谋长之类。在抗战时期也不乏看到他的一些活动身影：

　　其一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当时方贤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驻郑州。

　　中国方面当时蒋介石已经决心全力抗战；而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幻想与日苟和。

　　7月9日，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等部多个师团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并将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同时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主持抗战工作。

　　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政治日常工作。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保定，而是去了天津，仍希图与日军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何应钦曾不断地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

　　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看到，中央电令执行受阻，抗命不遵，危在旦夕。当此危难之时他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之外，又派出高参方贤赴津代表战区司令部与宋直接联系，熊斌曾是方的入伍介绍人，对方特别了解和信任，深知方忠诚可靠而且留学日本、通晓日语，一则可以原原本本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再则必要时对日接触谈判也是一个帮手。方深感此行责任重大，由郑州乘军列日夜兼程奔赴天津。

　　方与宋在津密室紧急磋商，方提出当今形势紧迫，日军步步进逼，全国军民抗日情绪高涨总裁已经明示要全力抗战，望明轩兄当机立断亲赴保定坐镇指挥。宋则认为当前敌强我弱、正面交锋，胜负难料，一旦开战，我军装备不如人必伤亡惨重，我部实力将受重创；况且和平努力尚未到绝望时期，如今开战并非上策。方又提醒宋：最高当局希望二十九军与中央保持一致，切勿表现出地方与中央之不同步调、以免被日本人分化瓦解利用。宋竟表示：你我都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深知我们带出这一支西北子弟兵谈何容易？如今老蒋高调要抗日，他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不上，倒要我们这些杂牌军首当其冲，这叫二十九军上上下下的将士们如何好想？方为此行难以复命，面有难色，宋接着说：请竹如兄回去面见程、熊二位司令长官代为表示：余将奉委员长指示“不丧权”、“不失土”之原则誓与日方继续周旋以求得和平解决为妥。——宋为了保存地方军队实力，仍迟迟不动。(注8)

　　15日下午6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

　　16日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予以拒绝。蒋介石还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也没有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