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3)
辛亥革命网 2011-05-30 00:00 来源：水木社区 作者：刘安鼐 查看：
1912年至1913年之间，我父亲一度入阁，担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在他任职期间，曾发起组织一所名为“大同学院”的学校，目的在于为未来的革命工作培养一批人才。不料，袁世凯在暗杀宋教仁以后，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猜疑日甚。父亲乃以协助处理宋案为名，遄赴上海和孙、黄秘密会晤。随后弃职前往天津，创办《公民报》，运用报纸为武器，不断揭露袁贼的罪行。
在他弃职去天津办报之前，袁世凯就派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铃查封了开办不过半年的大同学院，遣散了大批学生。在他去津办报初期，袁世凯派人来我家找父亲密谈，以金钱官爵作诱饵，条件是不再在《公民报》上刊登反对帝制运动的言论，父亲严词拒绝了。
1915年，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密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袁之族侄袁英（号不同）出于爱国之动机，从其父袁乃宽内室窃得藏有此项密约副本的文件包，逃往天津，交给我父亲（袁不同在日本加入过同盟会，故与父亲相识）。当时，外间对袁贼与日使接触频繁，虽有怀疑，但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却了无所知。迄《公民报》获悉密约内容，予以揭露后，遂轰传一时，引起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公民报》社址原设在天津旧日租界的旭街，父亲想到揭露《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日租界当局必不会容忍它继续出版，故预先将全家迁出日租界。不久，报馆果然被查封了。同年冬，蔡锷秘密出走抵津，急趋我父亲寓所，以避袁探跟踪。父亲极力为之掩护，并为代购赴日船票，使其绕道去滇。蔡本拟约我父亲同去云南举兵反袁，因祖母劝阻乃止（祖母逝世后，父亲在讣告中述及此事经过）。
隐退后坚持进步
1919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我的父亲却静静地守在家里，闭门课子，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1921年前后，母亲的病势越来越严重，父亲决定由天津迁家到北京就医。
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我记得父亲曾怀着悲痛的心情写过一首很长挽联去吊唁过。不久，父亲也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初，他又失望地回到北京，退隐家园，很少与外界接触。那时，家境十分困窘，他为生计所迫，就闭门著书，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了《黄兴传记》。这本书在京津印书局印刷后，由我送往北京各书店去寄售。当时，家里的生活就是靠这笔书款贴补过来的。
一·二八事变以后不久，父亲把全家迁回湖南故乡，我由天津转到上海求学，父亲也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那时，他和章太炎相过从，并不断以诗词唱和，借古讽今，抨击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他所作的诗词，登载在一些非官方的报刊上，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嫉视。
1934年前后，有一次，我在暑假中到南京一家旅舍去探望父亲，看到他正在分发一本题为《救国方略之我见》的小册子。内容是呼吁国人督促政府恢复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政治主张了。
抗战期间，他一直隐居在湘西洪江，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贫困夺去了他的健康，得了肺结核病。但是，他的性格却还是过去那样倔强，并不以清贫为苦。
1948年，父亲已经70岁了，章士钊在上海记起他的诞辰，特亲自撰写了一篇《寿序》派人送到湘潭，以表祝贺之忱。原文对我父亲的一生作了概括的评价。略谓：“先生性长厚，寡言笑，实心任事，不计劳怨。弱冠即好与会党中游，马福益其至友也。吾识先生在甲辰、乙巳间，时黄克强先生创立华兴会，首事者12人，先生与吾皆在其列。领其事者，虽为克强，而会中一切之计，则先生独尸之。”解放前夕。我父亲一度去到长沙，和程潜、黄一欧等有过接触。不久，就又回到湘潭了。解放后，父亲被聘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秋，听说父亲病重，我又回到故乡探视，并侍奉汤药。当时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了，父亲虽已病倒在床，每天还要我给他读报。同年11月1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父亲病故于湘潭，终年72岁。湖南省人民政府致送了丧葬费。
父亲死后，我想找到外间传说他已写好的《革命春秋》一书的遗稿，却始终未能寻获。只在书桌抽屉里发现有毛主席写给他的两封亲笔信，章太炎早年和他唱和的10多首诗，章士钊所撰的那篇《寿序》和一本为纪念叔父刘道一牺牲而编印的《衡山正气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