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舅父卢师谛(2)

　　讨袁和护法斗争中的年轻将领

　　1913年在孙中山领导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第一次讨袁）中，熊克武与杨庶堪（字沧白。今重庆的沧白路即以他的名冠路来纪念这位革命先辈）在重庆举兵讨袁失败，六舅驻军万县，与吕超等再次举兵，与袁军激战又失败于是只好亡命日本。

　　当时，孙中山先生也已东渡日本，继续组织革命力量，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六舅到东京后，通过正在东京警官学校读书的弟弟——我们的七舅父卢师撰（字燮卿）引见，晋谒了孙中山，面陈川中革命形势及今后规划，深得孙中山嘉许。孙中山新组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六舅、七舅率先加入。接着，他们受孙中山委托，潜返京津一带进行秘密反袁活动。从此，六舅就一直追随和襄助孙中山，从无间隙。

　　1915年，袁世凯加紧帝制活动，六舅南下上海，与陈其美等密谋讨伐。孙中山特召他再赴东京，授以川军总司令名义，令他绕道云南入四川，纠合武装力量讨袁，并嘱咐他和吕超共同主持四川军事。是年12月，六舅抵昆明，参与唐继尧、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随蔡锷率领的护国讨袁部队入川，沿途招募四川义士，成立招讨军司令部，不久即达万人，到叙府（宜宾）后与已起义的吕超部合兵北进，协同蔡锷率领的护国滇军与在川的袁军作战。六舅为了顾全讨袁大局，未以川军总司令自居，却推熊克武统率由他和吕超等组建的这支部队，自己只任熊的参谋长。不久，六舅只身赴成都，在成都附近各县与王靖澄等同盟会员组织讨袁部队，并劝说川督陈宦认清形势，倒袁独立。陈被迫独立后委六舅为川军第四师师长。1916年6月，袁世凯众叛亲离，下台不久即病死，护国讨袁胜利结束，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率滇黔军进驻成都，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兼川军第五师师长，六舅仍任第四师师长。蔡锷到任不久，即因喉疾加重赴日本治疗，罗佩金、戴戡分任四川督军和省长。罗佩金排挤川军，尤嫉妒六舅的才能，乃解除六舅第四师师长职务，以其参谋长陈泽霈继任，降六舅为该师第七旅旅长，继又诡称欲恢复六舅的师长原职，令全师集中皇城行布达式，用重兵包围，解除了第四师的全部武装。六舅被迫离开成都，到川东再次召募义士，重组部队，图谋再举。

　　1917年7月，安徽督军张勋率军入北京，赶走总统黎元洪，拥护废帝溥仪复辟，旋段祺瑞挥师入京，取消复辟，拥冯国璋继任总统，宣布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率国会议员南下，于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通电全国，声讨北京政府破坏约法的罪行。六舅当即与石青阳、黄复生、吕超、颜德基等联络滇黔诸军，响应护法，驱逐驻渝北军吴光新部，拥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继复驱走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由熊继任川督。孙中山鉴于武汉居全国交通中心，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主张在武汉建立革命中枢。他要求南方各省参加护法之师会于武汉，先后任命六舅为四川靖国联军副总司令、援鄂靖国军第二路总司令和川滇黔联军援鄂第一路副总司令等职，驻节万县，进军夔门，以待各军开进。

　　到1920年，孙中山复以南方各省障碍太多，难图大举，而四川地险物丰，攻守皆宜，且有卢师谛等川中同志足可倚重，于是改变计划，决定迁国会入川，迁军政府于重庆，以为根基，徐图中原。六舅按照孙中山这个意图，联合川中将领，会师川北，准备先靖全川，再恭迎孙中山莅临。这时熊克武独揽四川军政大权，他与岑春煊，陆荣廷等接近，对孙中山意图持异义，不赞成军政府迁到重庆。六舅与吕超、石青阳、颜德基、黄复生等遵奉孙中山电令，在省长杨庶堪的支持下，联合当时在川的滇黔客军宣布讨熊。讨熊军初胜后败，杨庶堪引去，六舅亦离川赴上海。孙中山打算在四川建立基地的愿望遂成泡影。六舅从此以后就再未返川任职，而是奉孙中山之命，不断奔走于沪粤之间策划军事。

　　襄助孙中山，功勋卓著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广州总统府，窃据广州。六舅当时在粤，与杨庶堪召集驻粤滇军杨希闵、驻粤桂军刘震寰等部戡乱，三战皆捷，规复广州。这时桂军头目岑春煊妄图借机复起，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六舅在当时召集的江防会议上极力辨明是非，主张欢迎孙中山复职，会下又多方进行斡旋。1923年初，孙中山得以胜利返回广州总统府。孙中山以六舅在这次事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功勋卓著，任命他为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旋又升任为建国北伐军右翼总指挥，仍兼第三军军长。1924年，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改组国民党。不久，为筹商国是，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孙中山接受了北方政权领导人段祺瑞的邀请，带病赴北京商议，命六舅随行，以便与北方有进步意向的军人联络，策划军事，为以后继续北伐作准备。1925年3月，孙中山胃疾转重，病逝北京，六舅参与治丧，备极悲痛。此时，广州政府的权力落入蒋介石之手，蒋派人到第三军赶走了六舅委托的代军长卢师撰（六舅唯一弟弟，我们的七舅），纂夺了第三军领导权。六舅自北京南归后，就只得闲居上海。忧愤成疾，渐至羸顿。

　　蒋介石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项要职后，想利用六舅在四川的威望和人缘，授予他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之职，派他返川联络川军将领杨森、刘湘、邓锡侯等人为其效命；另一面却暗派特务情报人员赴渝，勾结刘湘、王陵基等人，在重庆制造了反共反人民的“三三一”大屠杀。当时，六舅正在重庆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杨阁公、吴玉章、李筱亭等）和右派（朱叔痴、石青阳、谢持等）之间调停斡旋，忽闻惨案发生，极感意外，深为痛心，即辞去党务特派员之职，返回上海，不再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此后，国民党政府虽先后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四川省政府委员、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但他均未到职，只是闲居上海养病。

　　六舅久在戎行，公而忘私，未暇成家，直至1916年30岁时，才在成都与六舅母彭瑞仙（字苹卿）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可憾之至的是，1918年我们这位舅母因难产，母子均亡。从此以后，六舅不再娶妻，并以弟师撰之独子卢咸绍为养子，兼祧两房。因此他晚年寄居上海时十分寂寞，加之长期忧心国事而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坐冷板凳，心情郁郁寡欢，以致病势日重，而医药费亦常常不济，迁延至1930年12月，遂病逝于上海寓所，享年仅44岁。

　　六舅逝世之后，国民党政府以命令形式高度评价他的功绩，令曰：“军事参议院参议、四川省政府委员、前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性行忠贞，器识宏远。满清之季，献身革命，追随总理（按：指孙中山），十有余年，国事驰驱，备尝艰险。陈逆炯明之变，纠合劲旅，规复广州，厥功尤伟。综其平生志事，洵属尽忠主义，终始不渝；乃以积劳，致成痼疾，遽焉溘逝，痛悼殊深。卢师谛着追赠陆军上将……”这在蒋介石之流虽属做样子给人看，但尚无溢美之辞，六舅是当之无愧的。六舅遗体经公葬于南京中山陵附近，这个“国民政府令”由六舅生前友好、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大书法家于右任书丹刻石立碑，至今七十余年立于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