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外祖父汪晴江先生(3)
辛亥革命网 2011-11-07 00:00 来源：中国文化交流网 作者：李铠 查看：
在最后的几次轰炸中，有一颗近2米、比壮年男子还粗壮高大的炸弹落在厂内，砸倒了一间房屋，但没有爆炸，经工兵查看是“哑弹”，拆除了引信、炸药后，我外祖父将空炸弹壳留下来，亲自在上面用油漆写下“不忘国耻”四个字，用水泥做了底座，矗立在工厂饭堂的大门前用以激励全厂职工不忘国耻，努力生产以支援抗战。当时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纺织厂占地200余亩，有厂房几十万平方米，职工最盛时多达500余人。抗战时期生产的32支纱布大多是作为军用。自从西安事变时和中共接触后，先外祖父汪晴江就和中共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诸领导相识，将当时生产的32支纺纱，通过与胡宗南将军、卫立煌将军、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的关系疏通关节，运往陕北供应陕北红军。抗战中期，国民党政府对陕北实行经济封锁。为支持红军，支援抗日，先外祖父坚持为陕北供货。路上只要说是汪先生的货，一概放行。不少产品也经由小商贩输往陕北供应共产党的十八集团军。那时有禁令不得售送棉纱、棉布供应陕北，以供应国军前线部队为主。但小商贩知道我外祖父与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交好，经常打着我外祖父的旗号，说这全是汪总经理的货，遂得以通过国民党军警设在三原、铜川等地的检查站运往陕北。有时被一些军警扣押了运往陕北的棉布，商人就请我外祖父去担保，为了厂里的利益和与商贩的业务关系，也为支援抗战我外祖父曾亲自出面具结担保了几次。
当时苏联援华军火队，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时还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没有国民党政府颁发出国护照的八路军和中共的领导人去苏联学习、治病、养伤和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及中共领导的儿女和烈士遗孤暗中运去苏联。这些由陕北或国内各战区来的中共人士就乘苏联援华军火车队从先外祖父的咸阳纱厂启程经兰州、新疆前往苏联。
我先外祖父汪晴江先生之所以来西安投资做“实业家”以实现他实业报国的追求，就是因为他早年在上海结识了当时的陕籍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等诸多辛亥元老和他一生的师友邵力子诸先生，并因此才成就了先外祖父在陕西开始的占据了他半生生命的事业。
其时陕西省的西安市是抗战时的后方重镇，我外祖父当时参加国民党的基层党部组织活动是国民党中央西京直属支部，支部成员全是像卫立煌、胡宗南、邵力子这些国民党中央系的军政要员。先外祖父每月都要和他们在党团活动曰“聚会”，聚会照例先是宣读总理遗嘱，然后就开始闲扯、聚餐，最后常以喝酒为主要内容，借此彼此联络增进感情和友谊、体现党政、军界和经济界人士的团结。
当时我外祖父的咸阳打包厂会议室，就是国民党中央西京直属党部的一个聚会场所，墙上悬挂着一幅苏绣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孙先生遗嘱的精美刺绣，刺绣画像眉书是中山先生体：“天下为公”。左右两幅对联上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件刺绣至今成为我们家族的一幅镇宅传家宝，由我负责保管。值至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征得85岁老母亲汪莹老人的同意，我愿将此幅见证辛亥革命的艺术历史珍品公开展览，以纪念百年辛亥革命，呕歌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革命纪念日。我母亲汪莹是民进会员，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
当年国民政府西北军、东北军所部的军需、军械及制造军需装备所用外国机器设备大多由我外祖父向外商购买或推荐外国公司供应。因而和各军阀派系都有很好的关系，特别是和中共抗战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首席代表林伯渠先生交好，林伯渠曾介绍我大舅汪礼明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仅一月余，大舅因病告假返回西安治疗却再未能返回陕北。此事成为我外祖父家族的一生憾事 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大舅汪礼明经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建国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杨亦周介绍，赴天津作为抗战胜利接管干部，接管天津的日伪棉纺织业。建国后我大舅汪礼明担任了天津轻工纺织局的业务处长，逝世后骨灰安放在天津市革命公墓。
我的二姑李变如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我的表舅王徽是北京大学学生，1937年抗战开始，二姑和表舅都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表舅王徽曾担任过延安中学的语文老师，是李鹏、李铁映、贺光辉这些革命第二代的老师。表舅王徽1939年担任军委编译局鲁迅图书馆馆长，建国后先是担任接管西北大学的军代表，后调北京中央教育部工作，在叶圣陶部长的领导下负责全国的语文教材编辑工作，逝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二姑李变如建国后担任中央化工部基建局财务处负责人。她和陕西省委前书记白纪年在延安抗大时是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