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2)

　　如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人接连来湘活动，谭延闿却胸有成竹，毫无表态。他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超然于南北政府之外，游离于粤桂之间，实际上是倾向桂系的。至于谭延闿手下的实力派领袖赵恒惕，清末即到广西工作，辛亥广西光复后，随王芝祥出来组织湘桂联军，他对广西方面一直保持好感，政治上倾向政学系。无论是谭延闿或赵恒惕，对中山先生的态度，都不是心悦诚服的。中山先生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湘活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考虑到，要想公开活动是比较困难的，单刀直入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另觅迂回曲折的途径。我们回到长沙后，和谭延闿虽有几次见面机会，仅止于普通应酬，不便率直进言；就我个人来说，他是世交长辈，说话时总感到有些拘束。对于赵恒惕，情况却是两样：杨丙和他是日本士官同学，又和湘军有段历史渊源（他和杨宇霆有密切关系，早年曾代表湘军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处联络），比较容易接近；幼甫长于应酬交际，又很健谈，他跟赵恒惕虽无深交，也常来往；我和赵恒惕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九一二年他在南京第八师任旅长时，彼此过从很密，这次在长沙又时常会面，相处甚融洽。他住在东门捷径吊楼子公馆，田凤丹时由湘西解职晋省（他与赵在日本士官同学，又系第八师老同事），住在落星田，我们几乎两三天见面一次，地点不在赵家即在田家，经常到的还有鲁涤平、宋鹤庚、胡雨屏等，无非是打牌消遣，逢场作戏。尽管如此来往密切，有些话还是不好直率谈出，因为赵为人阴狠，拥兵自重，也以联省自治相标榜，并不乐意听中山先生的话。在此情况下，我总是从远处、大处谈起，拐弯抹角地透露出中山先生的意图，希望他顺应潮流，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我当时谈到湖南人应当团结一致，不要互相猜忌，把力量自相抵消了；不要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而要设法打开大局面，努力向外发展；中山先生豁达大度，对湖南局面非常关心，希望湖南省人做一番革命事业。并且谈到谭延闿在粤桂战争中名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中间偏桂，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终归是不会见信于双方的。如果谭不择善而从，拥护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赵应取而代之，这是义不容辞的。赵恒惕对于我的这番好言劝告，表面上态度很矜持，实则已经有所动心了；否则，后来张振武团开到长沙北门外驻扎，他怎能不闻不问呢？配合正面争取，我们有时也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时有老同盟会员胡典武，是赵恒惕的小同乡，正在赵处作食客，极为赵所信任。胡典武富于正义感，有爱国热情，和我的交谊也不坏。我有时就请他通过宾主关系向赵疏通，使不便明言者得以委婉转达。平心而论，胡在这方面出力不少。此外，省议员赵子威是赵恒惕的堂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赵的机密，友朋间戏呼之为“威亲王”，赵的妹夫李醉吾，时任电政监督，我们有时也通过他们去影响赵恒惕。

　　谭、赵而外，其余的军官是比较容易说话的。如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觉，有人说他是赵恒惕身边的“赵子龙”。他和幼甫在江南第九镇同事，又是把兄弟，和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时常见面，无话不谈。廖家栋的第二旅调驻长沙，他是程颂公的旧部，处事比较谨慎。幼甫同他谈过倒谭的事，他很恨潭，但不愿为倒谭的戎首，只能暗中支持倒谭运动。李仲麟是倒谭最积极的，他的司令部在醴陵，所部六营，实力雄厚。他本人时常来长沙，住在该区驻省办事处（浏正街聂云台宅，过去作过德国领事馆）。李仲麟经常和我见面，他多次对我表示过希望程颂公重回湖南，私下常骂谭延闿。和张辉瓒磨擦得厉害。我站在朋友和同乡的立场，总是劝他遇事谨慎为佳，不要太露锋芒，遭人嫉妒。他和幼甫的交谊最厚，常常向幼甫请教军事学，自称“弟子”，喊幼甫做“老师”，并将他在长沙史家巷自置的公馆让给幼甫住。幼甫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劝他对张辉瓒只能貌合神离，万不可针锋相对，以免张的暗箭伤人。幼甫曾为他们奔走调停，他们都写有亲笔信言归于好，由幼甫转交。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表面文章，赵恒惕杀李仲麟等人的计划，传说就是张辉瓒拟定的。此外，我们和夏斗寅、蒋锄欧？（当时任团长，是赵恒惕的亲信，有“蒋门神”之称）等的交往密切，可以谈知心话。有些地方军官，我们也相机争取。如岳临警备第一团团长王承荫是幼甫的姐夫，第二团团长陈迎祥是幼甫的同学，他们都是可以吐露真情，极力团结的对象。

　　由于谭延闿一意孤行，不顾大局，倒谭运动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十一月十三日，平江县城发生兵变，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被杀害，营长于应祥被推举代理司令，宣布独立。原来，江道区司令刘梦龙，也是程颂公的旧部，八月间被谭延闿下令免职，所部改编为十二区守备队，归新任区司令萧昌炽指挥，由永兴移驻平江。萧昌炽是谭延闿的心腹，守备队官兵对他极为不满，蓄意谋害。平江兵变，名为兵士闹饷，实系倒谭运动的序幕。在这前后，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七团团长郭步高率部移驻水渡河（张部后来又进驻长沙北门外）；原驻平江的游击司令张伟民部，也移驻到长沙东乡大桥，隔省城仅三十里。山雨欲来风满楼，谭延闿知道他的一统江山坐不稳了，便于十一月十八日，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并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同时指定廖家栋兼任省会临时戒严司令。这次会议内容，外间知道的人很少。我是从胡典武那里得到消息的。四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仲麟、张振武、郭步高、于应祥、张智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谭延闿去职。这个“兵谏”通电发出后，一时省会骚动，局势紧张。谭延闿看到众叛亲离，形势越来越严重，于二十三日再次召集军政负责人和各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宣布即日解除军政职务，坚请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并由省议会另选临时省长。赵恒惕在会上对谭延闿的求去没有挽留的表示，只声明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会治安。这个消息也是胡典武特地到我家来告诉我的。他一再通风报信，很可能出于赵恒惕的示意。

　　我们得到谭延闿宣布去职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晚上，杨丙、幼甫、柳聘农、陈方度、李荩吾等多人聚集在我家里。大家商议一番，决定贴出湘军总司令的布告，使外间知道谭延闿已经倒台了。布告是由幼甫起草的，义正辞严，确是一篇有力的讨谭檄文。据幼甫最近回忆，布告的大意是：谭延闿以一乡愿，夤缘时会，三次督湘。如果逆取顺守，能以公正政治领袖之心为心，理宜整军节用，努力建设，团结湘人，发扬刚毅之风，以作革命前卫。乃竟植党营私，犹豫泄沓，压榨群黎，挑拨袍泽，以致马嘶人怨，舆论哗然。倘再任其柔愎自用，坐肆迂延，势将又陷湘人于浩劫。本总司令受各军拥戴，出维治安，促谭离境。湘政根本改革，责任全在后贤。大权属于省民，省长亟待民选。……

　　在草拟这篇布告时，大家说：对谭延闿不能骂得过分。主稿人感到很为难，不大好措词。其中“乡愿”、“夤缘”、“逆取”等字句，都经过再三推敲，寓意深刻。所谓“逆取”，指谋杀焦、陈，不作“革命前卫”，指其倾向旧桂系，反对孙中山。“马嘶人怨”，指“马嘶团”之不得人心。“柔愎自用”，是当时流传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评论：吴佩孚刚愎自用，段祺瑞刚愎他用（指听任徐树铮乱搞），谭延闿柔愎自用。

　　布告落款只署“湘军总司令”，而未署姓名。出布告没有印信怎么办？柳聘农顺手拿了我的三妹德华（当时她在周南女校附属小学读书）的一方砚池，翻转过来刻了一颗湘军总司令的篆文大印，非常逼真。聘农刻印之后，坚持要在布告上总司令名义下署幼甫的姓名（阎鸿飞），说他在辛亥光复后当过湖南军务部长，资望相当。幼甫不以为然，说“如果写上我的名字，那就真是光杆总司令，不好，不好”这篇无名总司令的布告，立即分抄了几十张，连夜贴在北门一带。次日早上，围看布告的人很多，谭督军的倒台消息，立即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论中心。这是倒谭运动中一段有趣的插曲。

　　谭延闿去职后，赵恒惕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总司令的职务，于二十四日就职。二十五日，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二十七日，谭延闿离开长沙去上海。第二天，谭所搭轮船过岳阳城陵矶附近，与由上海载运谭妻灵柩回湘的轮船相遇，而无法停靠。谭原想等候运柩轮船到长后再走，但因形势所逼，未能如愿。他后来在上海写信给朋友，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据胡典武事后告我，谭到上海后，湖南当局曾送他一笔光洋十万元的重礼，可见赵恒惕的上台，是花了不少代价的。听说谭延闿在上海作寓公时期，赵恒惕还每年致送生活费两万元。虽然如此，谭并没有忘记赵恒惕对他的打击。谭、赵之间从此矛盾日深，结下了深仇大恨。谭延闿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官运亨通；赵恒惕在这个反动统治集团中却从没有抓到实权，这与谭延闿的睚眥必报，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