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徐拱禄与广西陆军小学堂

　　浙皖起义失败后，反清力量受到较大摧残，整个浙江一片白色恐怖，凡思想稍进步的军官都难免为他们所密监，许多人离开杭州到外地去了。逃亡的革命党人，思想也相当复杂，有的失望、彷徨，有的沉沦，有的甚至告密卖友，光复会也很少活动，这种形势一时难以扭转。

　　北京又突然派杨善德来浙江充任协统。杨以剪辫子是革命党象征，应当严行查办为借口，想对蒋尊簋来个下马威。第二标自标统蒋尊簋以下全部是光头，这自然使蒋觉得脸面很下不去。尤其是徐锡麟、秋瑾等案先后发生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蒋与他们是熟人，早有瓜李之嫌。浙抚进一步严密监视蒋的行动，最后，虽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浙江巡抚欲夺其权。但当时蒋尊簋在杭州海潮寺开办弁目学堂，又帮助建立陆军小学堂和炮工学堂，有众多学生且关系密切，势力不小，夺权并非易事。于是，第二年调往广西，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前任是蔡锷）。蒋尊簋被迫离开浙江，前往广西桂林练兵时，蒋约集赵正平、夏超等人前往，决心在边陲树一旗帜。并提出“欲向别省先求发展，藉为本省革命造成有利条件。”

　　1906年时任广西巡抚张呜岐奉朝廷之命办新军，在省衙设立了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张呜岐从龙州调来两位官员主持兵备处事宜：庄蕴宽为兵备处总办，钮永建任帮办，筹建新军。庄蕴宽是比较进步的官员，钮永建较早参加同盟会，是庄力邀来桂的。

　　1907年，钮永建赴日本考察军事时，找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李书诚，要他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同志去。1908年，士官学校毕业，邀请同盟会员王勇公、李书诚、陈之骥、孙孟戟等人从东京到广西。

　　王勇公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不会革命，值得信任。广西巡抚张呜岐让他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把邀集更多人才的任务交给王勇公（王孝镇），王勇公到北京正值清政府廷试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五、六期毕业生，通过廷试授予进士、举人出身。经过多方邀集，约请一批人如：孔庚、雷寿荣、于绪虞、李乾璜、刘呜基、田家轩、覃鎏钦、仲鼎基、赵士怀、赵恒惕、袁华选，杨曾蔚、韩风楼、尹昌衡等。王勇公一看人数太少，又与杨曾蔚到保定陆军学堂，找到革命党人孙岳、何遂，又选了一些内地革命党人，其中有耿毅、刘建蕃、吕公望、冷遹、贺文斌、林光斗、杨卓、倪德喜、杨明远等人。人数共为七十多人。这些在当时都可算比较进步人士了。

　　广西陆军小学堂是广西巡抚张呜岐受命创办的，成立于1906年。由于是新政主要设施之一，校中教官、管理人员中，有不少是新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识丰富、教育有方的新派人物，阵容强大。陆小隶属兵备处管辖。校长由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兼任，以后继任者有蒋尊簋和钮永建。作为广西陆军建设之根基的陆军小学实为广西重要的军事学堂。

　　我的祖父徐拱禄是大通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大通学堂学文化、学军事、接受民主革命教育，毕业后受光复会指派来到杭州，考入浙江弁目学堂。当时创办浙江弁目学堂的蒋尊簋想：“为民族事业积蓄力量”，招募大通学堂毕业生到其浙江弁目学堂进一步培养，为浙江辛亥革命打下基础。皖浙起义时，徐拱禄是秋瑾在杭州秘密组织成员，他们是杭州光复内应的骨干，与蒋尊簋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师生和上下级关系了。经过皖浙起义血腥风云的考验，是值得信赖的战友。所以徐知道蒋尊簋去桂林练兵，在边陲树一旗帜的打算。一旦他们在广西站住脚，就邀请徐去桂林。1908年蒋尊簋调广西陆小任总办，夏超任广西督练公所科长。从史料看桂林陆军小学堂非常缺乏学长（教员），估计蒋尊簋他们出面以广西兵督练公所出函借调徐拱禄，赴桂林广西陆军小学堂工作。徐拱禄是革命意志坚定的战士，毫不忧虑，告别刚在杭州安家的妻儿赴桂林。

　　徐拱禄赶到上海与王勇公会合，于1909年12月从上海坐船，经过汕头、香港到北海。然后从北海到桂林。同行有三十多位革命志士，据吕公望记载：“士官则杨曾尉、唐之道、孙孟戟、田家轩、孙庚、陈之骥、尹昌衡、雷寿荣、李书城等，军官则何遂、李灵蛮等，其各军校毕业者杨明远、林知渊、钱谟、卢象巽等，”还有应镇藩、董世杰、朱尊三皆炮工弁目毕业生。

　　他们这一行人，因路上土匪较多，所以都配带枪械。进入广西北海再坐船往桂林时，吕公望手持步枪站立船头瞭望，因船摇晃不慎将枪掉入江中，就出钱雇人下水打捞，当初有点像刻舟求剑，在船落水处找，总找不到，耽搁了许多时间，有人提出算了,可是吕公望认为士兵丢了枪械是很丢人的事，所以一定要打捞上，后来在上游处终于找到，皆大欢喜。“行至阳朔，与钮永建相遇，始知庄、钮已离开兵备处，由按察使王芝祥兼任总办，局势已小变矣。”

　　12月29日，岁暮至桂林。分别分配到军队各部门工作，如兵备处、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学兵营。经过派定职务之后，大家都借工作职务进行革命活动，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革命种子，使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当时他们都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夏超光绪三十二年秋受秋瑾影响入光复会，后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支部会长。徐拱禄到桂林后，估计是夏超推荐加入同盟会。

　　当时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各省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毕业生职务待遇是有严格区分的，徐拱禄是浙江弁目学堂毕业，来时已任排长，只能担任学长、术科教练的助教或管理人员（管理学生日常活）等工作，徐拱禄分到广西陆军小学堂任学长，驻在桂林城内靖江王府。

　　辛亥革命前，桂林是广西的省会。近代史上，桂林，这个控制西南踞岭的重镇，一直是兵家必争的要地。政治上、军事上各派风云人物，以桂林为落脚点，展开各种争夺。当时到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广西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在当地参加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同时进行革命活动；另一种情况是外省籍人士，通过各种关系来到广西工作，其中不少是同盟会员，他们借工作职务进行革命活动。本省籍同盟会员的活动据点大多在政法、文教部门，如咨询议局、法政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单位；外省籍同盟会的活动据点，大多在军事教育部门，如兵备处、新军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单位，他们从事新军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他们上掌握了广西的新军。

　　革命军人认为“一、以桂省新军彼时尚未成立，革命势力可从新造成；二、粤、湘、滇、桂壤地相错，由桂发难，东略粤、北略湘、西略滇，清军仓卒不能分援，容易集事；三、桂为边省，民贫地瘠，清廷所不注意，革命事业易于发展。”由于具有这些有利条件大批革命志士云集桂林，准备待新兵入伍后，即发动起义。李书诚回忆录载：“预备在学生毕业后，即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同志暗中联络，俟机会成熟，即先在桂林发难，广东、湖南同时响应。以这三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最后夺取北京。”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广西陆军小学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未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年级学堂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教员中有许多留日学生，他们在留学期间，勤学苦练，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大多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所以他们执教下的陆小学生，各项工作都较正规，平时很重视人素质的培养，教法新颖，学生在校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都有严格纪律。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和管理，培养出李宗仁、白崇禧 、黄绍竑、李品仙、叶琪等一批活跃在中国近代军政午台的高级将领。说起来徐拱禄1910年元月至1911年元月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学长，可能还与那位有师生之谊。

　　 “广西陆军小学堂编制：学堂最高的领导是总办，其次则是提督、提调。每年只招收一班，每班100人，下分三排，每排学生三十余人。排设学长一人，其余都是各学科的教员。膳食、庶务方面，则由提调庶务员司掌理。关于操练，则由队长、学长、助教分别负责。总办的官阶是上校，监督、提调是中校或少校，队长是上尉，学长是中、少尉，助教则是少、准尉。堂址：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仓促，不及建筑校舍，只好在南门外大教埸的旧营房（兵棚）作为临时校舍。第二班入学个多月，才搬到象鼻山旁边新建成的广西陆军小学堂。这学堂校舍在当时是相当新式的，条件相当好，宽敞明亮。教学内容：教学课程分三部门：（一）学科：与旧制高小和现在初中一、二年级相等，有国文（古文）、修身、中国历史、中国地理、格物（物理）、算术、化学、外国语文（英、法、日任择一种）、图画、音乐等。（二）军事学：有典范令（即步兵操典、体操教范、劈剌教范、野外勤务令）等。（三）操练：有枪操、体操、器械操、劈剌术、野外演习等。

　　陆军小学教员中不乏革命志士，教课时或慷慨激昂痛谈国家贫弱，或暗寓鼓励革命救国，其中国文老师赵正平鼓吹排满影响甚大。李书诚他们接办干部学堂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理论，“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学生都朝气勃勃，革命的气势，日益高涨。“何遂为干部学堂教官，在操场演说革命，群众环听中，何忽指场中天桥高呼有志革命者可跳此桥。有一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其脚，事遂外泄，干部学堂为省方注目。”

　　革命党人在陆军班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大力宣传革命，风声渐渐传进了抚台张呜岐的耳朵里。张呜岐表面上虽然也装成一副改革的面孔，但这不过是一种自文自高身价的谋略，对于从外地招来的青年，张呜岐本想借他们办起新军，充实自己的力量，因此一开始对他们十分优待，常常请客，于觥筹交错之间笼络人心，联络情谊。然而逐渐觉察到这群年轻人有革命党的味道之后，张呜岐表面上不动声色，仍以开明派的态度示人，肚子里却开始打起了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