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黄创作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2)

　　从写作发表的时间比较，李宗黄的文章写在先，由云龙等人文章写在后。从文章写作特点比较，由云龙等人的修改稿比李宗黄的原稿语言更精练，押韵更顺口，能让人鉴别得出哪份稿子是先写成的，哪份稿子是后写成的。毫无疑问，由云龙等人的稿子是在李宗黄稿子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

　　四、李宗黄对送信时间再进行修改

　　既然由云龙等人的稿子是在李宗黄稿子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那么李宗黄所写的信函是否就可以认定是真实的了呢？也认定不了。

　　那个时代的文化人，有姓有名有字。当自己向别人写信有自称时，一般用姓和名，表示诚恳，而不用姓和字。当自己写信介绍某某人时，一般用被介绍人的姓和字，而不用姓和名，要“避讳大名”，不直呼其名。作者姓李名宗黄字伯英，李宗黄稿子中叙述“派李君宗黄驻沪”，用的是姓和名，不像是别人在介绍他，倒像他自己在称呼自己。此信函留有这么个自称的痕迹，为什么又声称是出自“由云龙手笔”呢？因为由云龙是督署秘书厅长，才华横溢，写作能力极强，平时代替唐继尧撰写各种文件。

　　由云龙《护国史稿》前言写道：“对外的电报多半是任可澄先生的手笔，其文件信稿及对内文电，后方的应付是由我办的。”也就是说，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以唐继尧名义发布的电报、文告、饬文，及所谓《唐继尧护国文集》等等，都是这两个大笔杆写作的，并非唐继尧本人动笔。若对这些文稿进行赏析，从而夸耀唐继尧文采如何如何，均系无稽之谈。

　　李宗黄不是督署秘书，不宜代唐撰写，所以必须说信函出自由云龙手笔，才便于读者相信这是真实的。可惜由云龙不肯爱惜这一劳动成果，由云龙看不起原信稿的文采，而在收录进《护国史稿》时对信稿进行了删改。

　　当时“唐蔡孰为主动”的大争论已经深入进行，由云龙虽然没有写过这封信函，但既然有李宗黄这样的大人物说是由云龙写的信函，而且是有利于张扬唐继尧名声的信函，由云龙也就乐得默认了。

　　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函，有两种不同的文本在唱对台戏，这已经使人们感到够复杂的了，后来李宗黄又写文章把送信的出发时间修改为12月12日，更使问题重重叠叠。李宗黄迁居台湾以后写的《云南首义身历记》，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二期上，李再次叙述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函，但删掉了信函末尾的落款日期。李宗黄叙述自己带着信函于1915年12月12日由昆赴港、沪和南京，还说孙中山收到信函时，云南起义已爆发，孙中山复信表示“绝对全力支持云南首义护国军的壮举”【注：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摘录自《护国运动史》，第124页。】。李宗黄在《云南首义身历记》中避开了12月29日这个与袁世凯申令相同的日期，而把自己送信的出发时间向前推移到12月12日，其实就已经从一个侧面否定了自己原文章中叙述的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真实性。孙中山先生的复信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至于没头没脑地只写一行字吧？

　　看了李宗黄、由云龙、董雨苍等人的文章，感到历史在他们手中被随意捏造。李宗黄为何对送信时间进行修改呢？可能是为了迁就由云龙和董雨苍等人的需要，要把唐继尧打扮成主动反袁的英雄，只好把信函日期提前了。但是又不能提到10月份，因为提到10月份李就无法交代自己怎样送信了。李宗黄是什么时间来到云南的呢？李的《云南起义信使》写道：“12月9日，邓泰中、杨蓁两支队，藉剿匪为名，径向川边移动。未几，熊克武、方声涛、程潜、戴戡、王伯群、龚振鹏、殷承瓛、李宗黄等先后抵滇，梁启超则约而未至。复据密报，蔡锷、李烈钧已到海防、香港。”

　　邓、杨两支队真正的出发时间是12月21日而不是12月9日，但从李宗黄自己所述中，可知其入滇时间是在熊克武、王伯群等人到滇之后，至蔡锷、李烈钧等人到滇之前（王伯群于12月15日到昆明，李烈钧于12月17日到昆明），这就是说李宗黄到滇时间应为12月中旬的15日至17日之间。他所写《护国首义身历记》文章把送信时间提前挪到12月12日，当时也许他还没有乘上由境外通往昆明的火车，但送信时间不能再往前挪了，再挪就更露马脚了。李宗黄必须在到达昆明之后才能从昆明出发，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

　　四、唐继尧是否真的写过信

　　如果信函真的出自由云龙手笔，为什么由云龙不保持公文发出后的严肃性、文献性，而要在编写《护国史稿》时大加删改？

　　如果这封信真的送出过，由云龙就得考虑自己文章与孙中山存档的信函会发生矛盾，没有必要给自己增添辩不清的麻烦。

　　如果唐继尧向孙中山写过反袁信函，那么云南报刊尤其是都督府的御用报纸就会大书特书，无论从鼓舞云南人民反袁斗志，还是重树唐继尧政治形象，都会起到巨大作用。然而，护国起义爆发后，督署秘书厅创办的《义声》报大力宣传美化唐继尧，每天刊登唐继尧照片、诗词和省内外重要函电，为了表示云南不再通缉查拿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义声》报还转载了一篇中华革命党的通告，但却一直没有刊登过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更没有刊登过孙中山的复信。如果唐写过信，或者孙中山复过信，《义声》报肯定会刊登，可是连这件事的短消息都未报道过。

　　1916年2月下旬《义声》报连载的长篇文章《云南首义纪略》宣传唐继尧主动反袁，也没有提到这件事。1916年12月22日经唐继尧批阅的《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首义纪略电》中，虽然渲染了所谓五次秘密反袁会议和张一鲲要谋杀蔡锷，但仍然没有关于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任何一点线索。1917年庾恩旸编写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长篇综述，尽管大力抬高唐继尧，但也没有关于唐向孙写信的任何蛛丝马迹。在连续多年的“唐蔡孰为主动”大争论中，谁也不知道唐继尧曾向孙中山写反袁信函，为什么直到护国运动爆发29年之后李宗黄才首次提出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说法？查遍现有历史资料，可以认定这封信最早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是1944年。

　　孙中山先生收到一个省的督军派专人特意送来的重要信函当然会写复信，唐继尧有没有写过反袁信函，也可以从孙中山有没有复信这一点反映出来。李宗黄1944年写的《云南护国纪实》和1946年写的《云南起义信史》文章中都没有说孙中山写复信，直到李宗黄居住台湾后才发表文章补充说孙中山写过复信，这不是很奇怪吗？

　　既然唐继尧向孙中山写过信函，孙中山写过复信，为什么在《国父全集》、《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集外集》中都查不到？为什么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的档案材料中也查不到？既然云南是发信和收信单位，为什么在护国运动后28年中的云南档案和各种资料中也查不到？为什么中华革命党人创办的《滇声》报和进步党人创办的《共和滇报》也没有报道过唐继尧与孙中山信函往来的事？唐继尧的信函到底是什么样子？孙中山的复信又是什么样子？云南都督府怎么连个像样的抄件都没有一份？对领袖人物的复信，难道云南无人重视、无人宣传、无人保管吗？为什么除了李宗黄的《云南首义身历记》提到一句支持护国军的话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人的资料印证孙中山复信？人们当然会问：到底唐继尧是否真的向孙中山写过反袁信函？

　　现在有文章一面说唐继尧是自主反袁，写信与孙中山联系：“唐继尧是将孙中山先生当做统战对象来争取的”，一面责难说“孙中山没有给唐继尧一函一电一口信，对云南的护国首义加以指导过”。【注：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载《唐继尧研究集》，第193、137页。】可是，唐对孙中山派来云南联络反袁的革命党人,唐的态度是捕杀，只要侦知一个就抓捕一个，即使从审讯的口供中也能得知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当时唐为什么不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正因为唐继尧从审讯中了解到孙中山派人入滇是联络反袁，于是才残酷地杀害革命党。现在站在假材料的立场上来责难孙中山为什么不给唐发信函，是什么逻辑？

　　面对李、由、董等人各不相同的文稿，不同的日期，互相矛盾的提法，所有报刊档案都无据可查，以及护国运动前唐继尧都在捕杀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的人，这一连串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宗黄、由云龙、董雨苍文章和现在《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收录的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函，是1944年李宗黄创作出来的。李宗黄作为驻沪代表，于1915年12月29日离开昆明赴上海时，手中并没有这样一封信，唐继尧本人没有见过这封信，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之前也没有见过这封信。

　　（作者系马骧外孙，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