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黄创作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

　　2015年云南出版的十卷本《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收录有李宗黄写的文章《护国起义信使》，这是护国运动后旷日持久的“唐蔡孰为主动”大争论催生出来的一朵奇葩。李宗黄说自己把唐继尧的信函送达孙中山先生，信的内容是唐继尧受孙中山革命之灌输反对袁世凯称帝。

　　一、直到护国起义前夕唐继尧还在捕杀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

　　唐继尧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注：《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508页】。

　　唐跟随袁世凯通缉查拿孙中山先生：“乱党孙文自逋逃海外以来，专以诈骗金钱，扰乱秩序为目的【注：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报》】。”

　　唐大肆捕杀孙中山派来云南发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破获多次，斩杀多人”【注：《云南文献》（台湾）第五期，第20页】。“至十二月间事已成熟，决日发难，后因款缺乏，未能如所定日期举义，只得分头赶办，……蔡烈士济五、王营长召伯同时殉义。代华到腾之警备队军士胡国兴，亦在路被拘，枪毙二十余人。”【注：《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7页。】

　　1915年12月中上旬，唐继尧对孙中山先生派来发动反袁的革命党人蔡济武斩首示众：“辛亥反正，以功任贵西安抚使，唐刘盗黔，济武时奔丧家居，见惨杀株连，乃遁迹远游居津沪两载，复东渡日本。民纪四年（1915年）秋，奉总理命，同熊克武入滇，计于滇黔界兴师，从人尚滞海防，济武独先赴昆明，以交通漫广，继尧忌之，或告使趣滇境，谓继尧恶其为‘冤愤团’首领故也，比济武在北京时，继尧曾请袁世凯解散者，济武亦触起旧恨，抚膺太息而言曰：‘凡人之难于成者，大抵畏首畏尾，吾诚知唐某非吾徒也，恶其辄假同盟会自冒耳。今吾奉命来，彼此何以处？万一不幸，吾愿掷此头颅，以破彼之奸侩！’济武竟不行，继尧亦竟杀济武且割其头，旋与克武等称护国起义焉。后总理行在北平，下手谕，许抚恤其遗族云。”【注：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蔡济武传》，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80页】。这些事实，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深刻记忆。直到李烈钧蔡锷等人进入昆明，反袁力量强大，唐继尧迫于形势才参加到反袁洪流中。

　　由于护国运动成了无上光荣的壮举，唐继尧就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自己过去的言行进行掩饰，编造了许多假材料为自己歌功颂德，引发了“唐蔡孰为主动”的大争论。这场大争论发展为地域之争，党派之争，直到蔡唐死后几十年争论仍然无休无止。2015年云南出版的十卷本《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也是为了获取大争论的彻底胜利而编辑的，只收录抑蔡扬唐的文章，对意见相反的文章绝不收录。

　　二、李宗黄说护国起义之后唐继尧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

　　1944年12月23日“云南起义二十九周年来临之际”，国民党高级干部李宗黄发表了《云南护国纪实》文章，为了反驳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论点，为了论述护国起义时期国民党和云南军民的历史功劳，为了抑蔡扬唐，李把唐继尧写成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写成了“同盟会或国民党的中坚分子”【注：李宗黄：《云南护国纪实》，1946年12月23日排印，现存云南省图书馆。全书共22页，32开本，印刷体三号字，封面封底都未注明编辑出版单位和印刷单位，也未注明印刷日期，书中原句：“本党五十周年纪念之日，而今当本党五十周年纪念之日，而云南起义二十九周年来临之时。”这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所载李宗黄《云南护国纪实》相比较，此排印本缺少“云南起义信使”部分。】。文章中首次提出唐继尧向孙中山写过信函的说法，说写信日期是护国起义之后的1915年12月29日，并说信函执笔者是云南都督署秘书长由云龙，是唐派李宗黄带着这封信去上海送交孙中山的，等等。

　　李宗黄是护国运动前夕到达云南的，李的文章说1915年12月29日自己带着唐的信函离开昆明。而12月29日正是袁世凯发出申令“唐继尧、任可澄即行褫职，并夺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注：《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载《护国运动》，第511页】的日子，是不是唐对此感到震怵，于是在被褫夺职务爵位的当天急忙向孙中山写信表示拥孙反袁？这事给人的印象是：唐继尧过去为求取荣华富贵而拥戴袁世凯称帝，大肆杀戮革命党人，现在袁世凯已经要查办自己了，倘若革命党再来清算自己的罪行那该怎么办？唐当天急忙向孙中山写信，就像遭到灭顶之灾的人希望捞到救命稻草一样。

　　1946年李宗黄又发表了《云南起义信史》文章，仍坚持说1915年12月29日唐继尧致信孙中山，委派李宗黄一人“为军都督府驻沪代表，遥听总理领导，沟通南北声息”。【注：李宗黄：《云南起义信使》，1946年12月23日排印，封面盖有“李宗黄赠”条章，现存云南省图书馆，其内容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收录的李宗黄《云南护国纪实》文章中的“云南起义信使”那一部分相同。】

　　后来李宗黄又写了《云南护国纪实》，文章末尾的落款仍然用“本党五十周年纪念之日，而云南起义二十九周年来临之际”，也是排印本，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一、绪论；二、云南起义信使；三、云南起义与中国国民党；四、云南起义与进步党；五、云南起义与唐继尧及蔡锷；六、结论。

　　再后来李宗黄又写了《云南起义信使》，也是排印本，共有27页。文末落款为：“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015年云南出版的《云南护国文献史料汇编》收录的就是这一篇。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一、绪论；二、云南起义之真相；三、云南起义与全国军民；四、云南起义与中国国民党；五、云南起义与各党派；六、云南起义与民主精神；七、云南起义之中心人物；八、结论。

　　李宗黄先后写出这四篇长长的文章，都制成排印本，正所谓殚精竭力做足了功课，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把唐继尧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二是把自己表彰为传送极其重要文件的有功之臣。

　　在李宗黄发表的《云南护国纪实》、《云南起义信使》等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余到沪之日，即持唐氏上总理函，其文曰：

　中山先生侍右：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转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勋，革除专制，还我民权，方谓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并驾齐驱，胥世界于文明之域。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实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灌输，始终无二，宁忍以先烈志士艰难缔造之共和国家，断送于袁逆之手。用是厉兵秣马，决与周旋。云南全省人民，亦复愤慨填膺，誓不与此獠共兹视息，然而地僻民贫，兵单饷薄，虽如长沙弟子，能仗剑以先来，究嫌澶水师干，等孤注之一掷。所幸四方豪杰，云集响应，先声所至，鼓舞欢欣，我公撑天一柱，领袖绝伦，窃盼登高一呼，俾众山之皆应，片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除已密函海外同志一致进行外，并派李君宗黄驻沪，密与各方面同志相机接洽，或为楚材之借，或为蜀钟之应，或拔戟以共锄采魁，或解囊而乐输义粟，总期早除袁逆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如蒙训示，当由李君就近趋候，禀承一切，切盼锡以南针，俾有遵守。翘詹伟画，无任殷拳。

唐继尧顿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并持有致陈英士函（均为都督府秘书长由云龙之手笔）径往环龙路四十四号访丁景梁同志，偕往陈氏住宅，迭商全盘大计”。

　　信的内容符合起义爆发后的形势，拟稿人的行文用语符合写信主人公的身份。如果后来没有出现与此互相矛盾的信函内容，那么我们必然对这封信深信不疑。请注意我们在信中画了横线的字，这些字后来在都督府的宣传中又被删改了。

　　三、由云龙等人又对信函内容修改加工

　　由于李宗黄的文章说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函是秘书长由云龙亲笔写成的，所以由云龙发表护国起义的文章时，就不能回避这件事情。我们发现，由云龙并没有说这篇文章是自己写的，而《护国史稿》中所引载的唐继尧信函，却又是在李宗黄所述信函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那么，这封信函的执笔者究竟是谁？

　　1950年2月1日，由云龙编写的长篇综述《护国史稿》在昆明印刷发行，【注：由云龙：《护国史稿》，1950年2月1日印刷，昆明启文印刷所代印。书中“凡例”的末尾写“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定厂识”。现存云南省图书馆，书的封面贴有红色纸条，写“昆华图书馆惠存”。】

　　由云龙在这份史稿中引载了唐继尧致孙中山的信函，文章中我们画横线的那些字句被由云龙删改了。《护国史稿》中尚没有写这封信函的成文时间，而把“并派李君宗黄驻沪”改写为“特密派唐（）李（）二人代表驻沪”，同时在该文章的叙事部分补充说明这二人是“唐继禹、李宗黄”。

　　再后来，董雨苍在由云龙《护国史稿》的基础上写成了《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为了配合“五次秘密反袁会议”谎言的时间表，董把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写作时间改定在1915年10月。这封信的标题被定为“民国四年十月间上孙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沪接洽同志请示机宜书”【注：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55页。】。董雨苍没有写明这是10月份的哪一天，而又把“唐（）李（）二人”直接改写为“唐萍赓、李伯英二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云南省档案馆为配合史志编纂工作，把民国期间的历史材料用期刊形式编印发表，《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刊登的“唐继尧致孙中山先生信”，就是把董雨苍在《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中叙述的那一篇钞録出来，仍然没有注明是10月份的哪一天。由云龙的文章、董雨苍的文章和云南档案馆刊物，是这样叙述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中山先生伟鉴：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转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勋，革除专制，还我民权。方谓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齐驱并驾，胥世界于文明，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然而云南地瘠民贫，兵单饷绌。长沙弟子，虽仗义以先来，澶水师干，等孤注之一掷。所幸四方豪杰，具有同心。兹特派唐萍赓、李伯英二人代表驻沪，秘与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或冀将伯之援，或为鼓钟之应，或拔戟以共锄渠魁，或解囊而乐输义粟。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骥尾窃附，伫听佳音！谨上芜函，诸希荃鉴，唐继尧顿首”。

　　这封信中我们画横线的字，是由云龙等人在李宗黄所述信函的基础上新增加的，与李宗黄叙述的信函相比，“实行帝制”被改为“欲行帝制”；所幸四方豪杰“云集响应”被改为“具有同心”；删掉了“先声所至，鼓舞欢欣”等语，增写了“马首是瞻，共成义举”等话。由云龙等人的修改稿，更能向读者表现唐继尧早就对孙中山俯首听命了，早就向孙中山写信了。修改稿中增写了唐萍赓为驻沪代表，并把名字排在李伯英之前，是为了突出唐氏族人对护国起义的贡献。由云龙尚未明确唐继尧信函的写作时间，董雨苍把写作时间定在1915年10月，掩盖了唐继尧在10月以后的拥袁劝进和捕杀党人的行为。1915年10月，正是唐继尧“严防奸细煽惑军心”，疯狂捕杀中华革命党的日子，直至1915年12月中旬李烈钧入滇时，派学生张维义先来昆明投递书信，“见云南捕革命党正急”【注：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54页。】，唐继尧对孙中山派来的党人决不手软，不可能向孙中山写信表忠心。此外，查阅当时的《云南政报》即可以发现，1915年的10月、11月、12月上旬，唐继禹都在昆明料理公务，在主持警察厅和警卫团的工作，培训新招的警察等，还向将军署签名领取警卫团的制服、薪饷，没有离开昆明，只是12月中旬坐火车去迎接蔡锷用了几天时间。唐继禹并没有被派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