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代平黔乱(2)

　　贵州军政府是有所作为的，执政后主要官员不拿薪水，安抚苗民，镇压匪首，政局无所指责。戴戡与唐继尧“结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擒杀张、黄两人”。“经唐（尔锟）、刘（显治）等宪党外面造谣，内事活动，又蒙混旅滇黔人，帮助要求滇军由兴义、安顺取道黔中，滇军始允。”【钟昌祚：《滇黔道中手札》，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2页。】

　　云南一些曾在清朝担任新军军官，维持清朝社会秩序，常年防范哥老会，辛亥革命后进入云南都督府的那些官员，对于民间反清组织哥老会一贯是很反感的。而此时蔡锷等人尚未有出兵贵州的打算。哥老会的人毕竟不是土匪，而是支援过辛亥革命的民众。云南军都督府成立时取缔云南哥老会组织，杀了云南哥老会总头目何升高，而对广大会众予以解散即可。

　　云南军都督府的军政部总长李根源说：“宪政派失势，乞滇出师，熊范舆、刘显治、唐尔锟请求尤力，并声言愿带唐继尧或韩凤楼往，余颇持异议，谓滇、黔唇齿，当此国基未定，武汉战急，只能维持现状，出以调和矫正，不宜走入极端。”【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1929年编印，第46页。】说明这时唐继尧与贵州宪党已有事前的串通。唐继尧看到贵州境内兵力空虚，自己可以捞取很大的军政权利，他绝不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并努力争取担任司令官，最后蔡锷半推半就地同意滇军入黔了。

　　云南、贵州两省军政府之间当时仍保持友好往来，1月8日，蔡锷致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立法院诸公电：“筱电敬悉。前闻黔省土匪横行，杨都督被劫，私念粤、蜀、滇、黔，于国防上有密切关系，故饬援蜀军及北伐队过黔境时，有土匪骚扰居民，即联络黔军协力扫荡，期复治安。初无有干涉之心，亦不识黔省党见未融，稍存偏助之意。兹悉杨、张两公出巡，诸事就绪，佩慰良深。”还表示希望贵州自治学社与贵州宪政会耆老会团结一致。看来蔡锷是主张扫荡民间抢人的土匪，而不是扫荡执政的自治学社，但蔡锷的电报却回避了政宪派求援派兵的问题，这也许是不了解情况，也许是故意回避。

　　1912年1月26日，贵州援川的一标军队进入四川，1月27日，滇军的北伐军在昆明誓师，蔡锷致贵州代都督赵德全电：“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曾抢劫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住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尽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逗留。万望宣示人民，共释疑虑。滇、黔、蜀三省北伐联军总司令请由尊处及四川推定，敝省无不赞成。”【注：周钟岳：《天南光电集·致贵阳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90页。】1月28日，北伐军开始出发。

　　贵州自治学社原社长钟昌祚及刘荣勋、安健等人从上海绕道云南回黔，恰于这时达昆明，他们看到滇军为宪政党邀请入黔，感到凶多吉少，于是上书蔡锷，请求不要“助一二人之党争，将戕八百万人生命”。贵州的自治学社人士闻知滇军要入黔，也连电蔡锷请作罢论，蔡锷犹豫起来。

　　唐继尧怀着对哥老会起义群众的刻骨仇恨入黔，他不像谢汝翼入川时对哥老会讲客气，也不像蔡锷在昆明对哥老会区别对待和对贵州态度摇摆不定，而是沿途寻觅哥老会洪门组织进行残杀。唐继尧途经沾益，打击了滚龙哥老会张绍荣，审讯得知沾益哥老会是昆明珠市桥许疯子（谭松柏）介绍发展的。于是２月３日打电报回昆请蔡锷“速饬吴局长严拿正法”【注：《北伐滇军来复电稿一·唐继尧致蔡锷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39页。】。

　　唐继尧率兵入黔，使贵州宪政耆老会与顽固绅阀大喜过望，从而有恃无恐，立即配合唐继尧的进发，在贵阳搞了个“二二”政变。

　　宪政会耆老会以重金收买了巡防营的内奸，1912年2月2日突然派兵包围了自治学会社领导人、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的住宅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巡防营总统黄泽霖的巡防营总统府。张百麟逃跑幸免于难，后逃到安顺去了，黄泽霖则被杀害，自治学成员纷纷逃避。耆老会怂恿代都督赵德全改组了贵州军政府，宪政会耆老会开始夺取贵州军政府的一部分大权，这就是著名的“二二”血案。

　　三、蔡锷阻止不了唐继尧入黔

　　蔡锷对于贵州这一变乱，感到问题严重，1912年2月7日电令唐继尧停止前进：“吾兵一到，冲突立生，即代为戡平，不过为一党人争势力，而劳师麋饷，于我军妨碍实多。……立行督率入川。”【注：《蔡锷致唐继尧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03页。】并同时电告军中的周沆、戴戡。当时唐继尧已到达平彝（今富源县），屠杀了当地的哥老会龙长毛等千余人，2月8日回电：“尧因办平彝巨匪，在平驻军已三日矣。奉钧电遵即专人星夜赶庾军回平，同赴援川。”【注：《唐继尧复蔡锷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42页。】

　　第二天唐继尧就变卦了，2月9日唐复蔡锷电：“昨因周、戴君未到，疑有特别原因，遵即佳复照办。顷周、戴到平彝言，十八日在省起程，并无别故特议。”唐表示“改道种种困难”。2月10日蔡锷致电唐继尧：“强欲入黔，必生冲突，以我兵力，无难荡平，然劳师麋饷，而究蒙阋墙之恶声，终非得计……希即迅饬前军一律改道入蜀。”2月10日当天唐继尧致电蔡锷，执意要去安顺：“碍难改道，刻已执意取道安顺，出重庆。”蔡锷2月12日又致唐继尧电：“北伐军由安顺出渝，恐缓不济急，此间佥议改道入蜀。”

　　唐继尧为什么执意要入黔呢？宪政派和周沆、戴戡等人“以黔督诱唐”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周、戴等人“流涕哀请，并许黔事定后愿奉之以为贵州都督，否则请杀某等头以为殉，唐利之，密电蔡诳以前队已入黔境，唐遂入黔”【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6页；又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1页。】。

　　2月10日，戴戡、周沆致蔡锷电透露了贵州“二二”政变与唐继尧军入黔的里应外合内幕关系：“滇军此行，计划本密，非旅滇黔人所能尽识……滇军入黔，已迫通消息，预备欢迎……是滇兵不发，黔祸或缓须臾；滇兵改途，黔害立见麋烂。”【注：《戴戡、周沆致蔡锷等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45页。】电报揭示了没有唐继尧入黔就不会出现“二二”政变的实质。宪政派顽固绅阀明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付自治学社的，所以才向云南要求出兵支援，现在虽然“二二”政变夺得一部分大权，使贵州开始麋烂，但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有十余万人之多，遍布贵州，援鄂援川的黔军尚有实力，如果这时滇军改道入川，那么贵州革命党人就要肃清反革命，宪政派就会因“二二”政变罪责难逃而自食其果。

　　另一方面，唐继尧不进贵州也将失去升官发财当都督的机会，于是野心膨胀的唐继尧与贵州顽固守旧势力狼狈为奸，趁贵州政府的援川、援鄂军队离开贵州，省内空虚的机会，决心用武力颠覆贵州革命政权。唐继尧从执意入黔的这一天起就走上了与革命人民为敌的道路。当蔡锷2月27日不得不同意“毋庸改道入川”时，唐继尧实际上已到达贵阳郊区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自治党人与立宪党人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唐应立宪党人的请求，夺取了贵州都督宝座，是‘二二’政变的继续和发展”。这种说法把唐继尧入黔与“二二”政变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贵州辛亥革命后自治党人力量很强，在政府、军队和民间都占优势，立宪党人感到势单力薄才到云南请求派兵去平定。立宪党人的力量，是从辛亥革命前的“转转会”（一些保守派遗老轮流做东请客吃饭）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后收罗乌合之众，力量有所增强，但如果云南不出兵，立宪党人就不敢悍然发动“二二”政变，即使发动了，也打不过自治党人。

　　唐继尧入黔，军事支援立宪党人，一切都变了。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室宣布退位，所谓“假道此伐”更是失去了最后一点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