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伊吕 辅弼中山——外祖父吕志伊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情谊

　　今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5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面世纪旗帜。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追寻和洞悉世界潮流，最早提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革命纲领及革命方略，并不畏艰险，不惧挫折，坚韧不拔，一往无前。他的雄才伟略、坚毅精神及天下为公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吸引和感召了一批正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甘愿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包括外祖父吕志伊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吕志伊1905年与中山先生结识，到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他与中山先生，交往整整20年。在20年中，他作为一个来自祖国边疆云南的代表性人物，自觉地以中山先生为旗帜，忠诚于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政党，投身于中山先生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矢志不渝，始终追随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视中山先生为良师益友，与中山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谱写了那个时代中，令人感动并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历史篇章。

　　一

　　吕志伊原名吕占东，1881年5月17日出生于云南思茅的一个耕读世家。父母为其起名占东，就是希望他苦读诗书，应试科举，一朝成名。他也没有辜负家庭的期望，先后以优异成绩肄业普洱宏远书院及昆明经正书院。于1901年10月参加云南庚子、辛丑併科乡试，被取为举人。1902年，吕志伊赴北京参加全国会试。适逢癸卯年春节，云南赴京会试的举人集会欢庆，人皆赋诗明志。吕志伊亦即席口占七律一首：“英雄成败岂由天，大好头颅负少年。云锁乡关征雁杳，雪穿庭树落花妍。万家烟火竹王国，千里风尘祖逖鞭。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据其在《偶得诗集后叙》中回忆：“忆予初学诗时，读杜甫诗有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固亦常藉以自勉，且生平确信人定胜天之名言。曾于癸卯元日，有句云‘英雄成败岂由天’。师友见之，相与惊诧。予仍自信之不谬也”。由此可见，这首明志之诗，不仅充分表现了青年吕志伊敢于向封建传统的“天命观念”提出挑战，而且鲜明地表达了他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思想。此次赴京会试虽然无果而终，但他在旅途往返之时游历大江南北，开阔了眼界，尤其对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有了切身体会。常在旅途所写的一些诗中感叹：“江上利权均外移，荒山落照禹王祠”、“雨打窗纱灯闪青，荒村鬼哭血风腥”、“既倒狂澜难遽挽，上书徒报贾生忧”同时表示：“忧乐此身天下寄，岳阳风月渺无边”“暂困泥途何所辱，为霖志在济苍生”。充分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由爱故乡发展到爱祖国，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思想情怀。

　　1904年吕志伊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被选送为云南公费赴日本留学生。他把这一次东渡留学看作自己开阔眼界，寻求真理，以逞宿愿的大好机会，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他写下这样一首诗：“直挂云帆赋远游，东瀛奇景豁双眸。山苍有骨横秋老，海碧无情亘古流。怒浪掀天驰万马，阴霾匝地斗群虬。太平洋上风潮急，好挽狂澜奠九州”。在日本，吕志伊先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日语。后即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在这所日本知名大学里，他结识了在湖南组织华兴会，预谋发动反清起义，事泄后逃来日本留学的同学宋教仁。在参加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时事、研究新思想等各种活动中又与黄兴、宋教仁等过从甚密，志同道合，友谊日笃。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到日本，经宫崎滔天等日本政治活动家介绍，和黄兴、宋教仁等结识。吕志伊即因此开始了和孙中山的交往。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请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在日本的骨干和全国十七省的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日本黑龙会成员内田良平的住所召开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商议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及推举章程起草人等事项，并当场由孙中山主持与会人员签署盟誓，宣誓入盟。当天，吕志伊代表云南留日学生参加会议并宣誓入盟，成为了中国同盟会最早的成员。李根源后来曽在《偶得诗集序》中，明确回忆记录了这一事件：“然天民以名孝廉游扶桑，与香山孙公、善化黄公三十有余人，歃血慷慨，驱鞑虏，建汉帜”。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所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吕志伊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据史料记载，先后担任评议部评议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秋瑾、吴玉章等人。结识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是吕志伊的人生转折点。从此，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实现中山先生及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的斗争中。当时他曾写了一首《自题照片诗》：“我人寿者众生相，千万化生皆此身。不救同胞奴隶苦，尘环小谪太无因”。义无反顾的表示，将把个人命运无条件的融入反清救国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从杜甫名诗《咏怀古迹五首》的：“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以及《孟子·万章》中评论伊尹、吕尚“予天民之先觉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的典籍中得到启发，将原名吕占东改为吕志伊，并取字天民。充分表明了自己愿效仿商周贤相伊尹、吕尚，追随和辅佐革命领袖中山先生的心迹。

　　1906年初，吕志伊组织云南留日学生中率先加入同盟会的杨振鸿、李根源、罗佩金、赵伸等人，创建同盟会云南支部（亦称云南分会），被推举为支部长。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舆论的宣传。并根据孙中山对云南支部的亲自指导，筹划出刊《云南》杂志。据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记载：“丙午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约我与杨秋帆、罗镕先、赵直斋、吕天民五人谈话，以筹办《云南》杂志事相嘱。略谓……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之后，他们立即组织编撰、发行班子和向各界筹款，于1906年4月，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租用的场所成立了云南杂志社。《云南》杂志于190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发行。中间曾因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干预，两次停刊，但经革命党人努力和日本友人帮助，又重新坚持出版。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自动停刊。该刊坚持出版6年之久，起初基本上按月出刊，后改为不定期，共出版23期及1期特刊，最高每期发行数达1万余册。1906年中山先生亲自为《云南》杂志题词“振我民气”。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书中回忆《云南》杂志时说：它“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回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方汉奇先生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更是高度评价说：“《云南》是这一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家”。在《云南》杂志出版发行的前3年，吕志伊一直是刊物的领导者和主要撰稿人。据当时了解内情的日本政治活动家宫崎滔天，在《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中回忆：“当时《民报》非常畅销。与此同时一伙云南革命党人出了一个名叫《云南》的杂志。《云南》也很畅销。《云南》的编辑以吕志伊、赵伸为主，把我的家作为发行所”。从1906年至1908年的3年中，吕志伊在日本的主要活动就集中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舆论宣传，以不负中山先生“振我民气”的嘱托。1906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一周年，由章太炎主编纪念特刊《天讨》。章太炎特约吕志伊以“金马”为笔名，撰写《云南讨满洲檄》一文收入特刊。随着《天讨》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此文也成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革命檄文。同月，吕志伊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二期发表《云南之将来》，分析清政府卖国专制给云南带来的政治、经济及民族灾难以唤醒民众；1907年1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三期发表《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抨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3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四期发表《滇缅疆界谈判》，揭露清政府划地求和的卖国行径；3月、7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五、六期连载《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全文一绪论又四章,从铁路、矿产、商埠、边界等各方面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11月、12月他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九、十、十一期连载《国民主义》；在1908年4月、6月、11月的《云南》杂志第十三、十四、十五期连载《国民的国家》。这两部论着均为一绪论又三章，主要分析介绍近代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政治学说和经济发展情况，以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理论来论证和批驳封建主义的“君权天授”观念，宣扬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云南》杂志第十五期，他还发表了翻译小说《俄亥俄州之理想乡》介绍空想社会主义者尝试乌托邦社会组织的情况。并以“亚华”为笔名发表杂文《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之花》，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引经据典，歌颂梅花品格，驳斥当时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无国花的谬论，捍卫民族尊严。为了中山先生的嘱托，吕志伊作为一个青年革命家，在《云南》杂志撰写了如此丰富的着述，其犀利而又令人振奋的语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及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云南同盟会人中绝无仅有，在全国同盟会人中亦属罕见。李根源后来在其为吕志伊撰写的墓志铭中曽评价说：“复兴汉族，策自居东。君其先觉，振瞶启聋。何所凭籍，笔锋舌锋。名昭国史，与世无穷。”

　　二

　　1908年4月，孙中山先生继头年底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后，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在起义中，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掌握全局，筹集军饷，黄兴曾亲临河口具体指挥，从而使他们对于云南革命情况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同时，这一起义使得革命的影响进一步在云南人民中迅速扩散。而吕志伊及云南支部则在这一起义之后，把活动的重点转向了在云南筹划和发动武装起义。河口起义爆发后，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等云南支部骨干在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当天，万余人到会，同盟会骨干章太炎、吴玉章、汤増壁等与会。吕志伊在会上慷慨演说，揭露清政府密议借驻越法军镇压起义的阴谋，对河口起义予以声援。并提出“举革命军，以云南独立而为全国独立之基础”的主张。这次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政府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将吕志伊、杨振鸿、汤増壁“开除官费，予以通缉”。对于河口起义失败后的反清斗争，中山先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曾与云南革命党人进行了商议，作出了统筹安排。1908年夏，云南支部派出支援河口起义的杨振鸿一行刚抵香港，河口起义已经失败。起义部队退出了河口，法国殖民当局宣布滇越边境戒严，入滇道路被阻。于是他们决定一部分人员暂返东京，一部分人员则转道新加坡、槟榔屿，经由缅甸入滇西。在新加坡，孙中山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和他们共同详细商讨了在云南发动新的起义的计划。杨振鸿等提出了“从腾越、永昌入手，取滇西为基础，进而占省垣，图全省"的意见，孙中山对此十分赞同，并表示要在仰光设立机关，为滇西起义进行策应，组织增援。在他们临行之时，孙中山先生为他们筹措了路费，并亲赠《革命方略》一册。按照孙中山认可的计划，同年秋，他们一行分批离开新加坡，由黄毓英率一组人员经缅甸先行入滇，由杨振鸿率一组先到仰光，与先期到缅的党人居正和张成清等筹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及其机关报。年底，吕志伊接杨振鸿从缅甸仰光来电，称由于光绪、慈禧先后死亡，人心浮动。在滇西腾越、永昌等地活动的黄毓英等革命党人联络当地民众和防营官兵准备发动滇西起义。望吕志伊到仰光，商议起义事宜。吕志伊即离开日本，先赶到新加坡向孙中山请示机宜，随后到达仰光。就在这段时间，杨振鸿先期入滇，决定分兵两路，在腾越、永昌同时发动起义。不料，事机泄露，起义未能按计划发动。杨振鸿在清兵追捕下，于1909年1月2日在腾越蒲漂牺牲。杨振鸿为革命捐躯的消息传来，吕志伊化悲痛为力量，急欲入滇重整旗鼓。后经在缅革命党人居正等劝阻，决定留在仰光，一面继续筹划中山先生认可的滇西起义；一面担任同盟会缅甸分会机关报《光华报》的主笔。1909年春，为扩大《光华报》的影响，吕志伊在该报撰联“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发起征对。这一上联以精炼的笔法，聊聊15个字，既高度概括了清朝从多尔衮摄政建立，到宣统继位、载沣摄政,行将灭亡的二百多年历史；又以大无畏的气概预言，清政府气数已尽，必亡于宣统。这一凝练深邃，既有历史性，又富于现实性、革命性的征联，使整个华文报界为之轰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中南美洲都引起了极大反响。海外许多华文报刊纷纷转载，发起征对。《美洲少年报》从数百副应征稿中，选取50副发表，并给予奖励。其首唱为“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后来，于右任曾在《题吕志伊偶得诗集》中赋诗称赞：“当年佳句争传诵”。对这一报界美谈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光华报》办得有声有色，在旅缅华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清政府驻缅领事遂勾结保皇党，暗中购得该报股权。然后，邀张石朋（笔名顽石）、李牙聪（绰号聋子）任主笔另办《商务报》，与革命党人抗衡。吕志伊、居正等针锋相对，动员旅缅华侨筹募资金重新开办《光华日报》。1909年11月24日《光华日报》在仰光五十尺路二号重新出版。据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记载：“是报复活，仍以商务报大开笔战。未及数月，商务报记者张石朋知邪不胜正，自愿皈依革命真理，毅然脱离该报；李牙聪遂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天民（吕志伊字）作威，聋子投地；生公（居正字觉生）说法，顽石点头。”革命党人的胜利，使清政府驻缅领事更加恐慌。又与英国驻缅公使勾结，让缅督下令驱逐居正等人出境，逼迫《光华日报》停刊。吕志伊又组织旅缅华侨以光华日报资产为基础,于1910年2月改光华日报为《进化报》，第三次复兴了同盟会在缅的机关报。

　　1910年秋，吕志伊在缅以《光华日报》、《进化报》等为阵地组织华侨，募集款项，购买军火，策应滇西起义的活动取得了进展。同时滇西革命形势在黄毓英等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出现了新的转机，重新发动滇西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吕志伊即从仰光致电，请黄兴来缅甸商议决定发动滇西起义的具体计划。黄兴即应约到缅，与吕志伊一起考察了皦墨、瓦城、腊戌、麻栗坝等地，会见了愿意资助起义的侨商寸尊福等及从滇西来汇报情况的同盟会同志杜韩甫、马幼伯等人，详细研究了发动起义的各项问题。但就在此时，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云南片马。革命党人从泰国偷运武器入滇的行动又遇到障碍。于是黄兴决定，仍按中山先生原来在槟榔屿会议做出的计划，集中同盟会力量先在广东筹备发动大规模起义。滇西起义则作为响应和配合，暂缓发动。经中山先生认可的滇西起义当时虽然没有举行，但黄兴一直认为这次起义“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以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在给中部总会的信中表示，打算再次发动滇西起义。1910年底，吕志伊根据黄兴的意见，安排黄毓英等云南革命党人从滇西到昆明建立革命机关；滇西革命事务交由张文光、刀安仁负责。自己则根据黄兴安排，离开仰光到香港协助黄兴筹备广州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