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不渝的信从者——黄克强先生与先父李根源

　　黄克强（兴）先生是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先父李根源有深厚的交情。先父既是他的亲密战友，又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从者。顷者，武汉大学历史系黄兴研究室为迎接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拟编印《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一书，其中有选题日：《黄兴与李根源》。承不弃葑菲，来函约我撰写此文。余安敢辞，惟余生也晚，未及亲瞻黄克强先生之丰仪，并聆其教诲。现将闻之予先父者以及先父遗著中有关记黄克强先生之资料，哀集整理以成此文，藉以表示对黄克强先生之景仰。

　　辛亥革命前

　　先父是在清末留学日本时结识黄克强先生的。公元1904年 ，先父考上云南省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学陆军。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清末先父东渡前在昆明高等学堂肄业，该校是清末废科举后设立的学堂，先父在该校偷读《馗书》、《革命军》和《新湖南》等革命书刊。他经常与倾向革命的同学罗佩金、赵伸、李日垓等谈论革命。由于他在国内对革命已有认识，故到日本后，一有机会遇见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克强两先生，很自然地便和他们情投意合了。公元1905年4月，先父初谒黄克强先生于东京。6月，他和振武学校全校生员一起浴海水于片濑，闻知孙中山先生在横滨，他偕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与罗佩金往谒。在座者有仇亮、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与日人头山满、富畸寅藏等。孙中山先生以“革命是艰苦事，须卖命”等大义勉励先父和杨振鸿等。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先父入盟，为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三十七人之一。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总理，黄克强先生为庶务，全权处理会务，同年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前后，以省为范围，宣传革命思想之地方刊物，有《浙江潮》、《江苏》、《四川》、《粤西》、《江西》、《河南》、《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孙、黄两先生为扩大革命宣传，再次号召各省筹办地方刊物。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留下先父和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赵仲、罗佩金和吕志伊等四人商谈办《云南杂志》事。孙、黄两先生对他们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之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励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忍缓之任务”。孙、黄两先生又指着在座的陶成章、宋教仁和宁调元对先父与杨振鸿等说：以后可随时请他们帮助，有事共同商量云云。他们当即表示一定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指示、立即进行办刊的组织与筹款工作。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先父以云南同乡会会长的关系，与赵伸同被推为干事，负责杂志社的全部工作，十月十五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由于该刊尽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贪污腐化与帝国主义之侵略野心，受到全滇人民之欢迎。该刊发行至第13期时，发行份数由3000册增至5000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云南杂志》至武昌起义后始停刊，先后共出版23期。

　　1906年5月30日，先父毕业于振武学校，入日本士官学校。这时，由陈天华草拟、孙毓筠与宋教仁订正之《革命方略》已脱稿，油印分发给同党。全稿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州将兵布告》、《格除满州租税厘卡布告》、《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等15个文件。先父认为其中与中国社会多有扦格，签注意见10余条交回，孙、黄两先生颇嘉纳之。

　　黄克强先生对留学生中之军入学生，尤为关心。他认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很多将掌握新军之兵权，为此，他们不宜暴露参加革命之身份。他叮嘱他们在加入同盟会后，可不与同盟会总部联系。为慎重起见，他们的入党证件均由他亲自保管。1906年，黄克强先生倡议从入盟的陆军学生中，挑选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学，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日：“丈夫团”。“丈夫团之名，盖取义于孟子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丈夫团”团员应有之品德，经先父密邀，见黄克强先生后加入丈夫团的有：李烈钧、孙传芳、钟鼎基、陈宏萼、姜登选、尹昌衡等30余人。关于“丈夫团”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据李书城回忆说：

　　“丈夫团”的同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有极高的威信。”

　　黄克强先生又于1908年暑假，倡办大森体育会，阴教同党以兵学。先父在会中任教。参加该会学习的，有林时壤，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张大义、杨大铸、刘九畴、李伟、杨若、包绍杰、张金三和段雄等70余人。其中焦达峰乃武昌首义后，湖南率先起义响应之领导人。

　　癸丑之役前后

　　民国肇建后，先父子1913年初从云南来到北京，任国会议员。同年3月20日，袁世凯派奸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窃国阴谋，暴露无遗。孙、黄两先生与在沪同志共商处理宋案办法，电约先父到沪。与会者对宋教仁被暗杀，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之罪状，举兵讨伐。先父亦表示“袁终盗国”，主张“声讨速战”。当即商定由孙中山先生密电广东胡汉民，黄克强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阁作出兵的准备，又派先父和李书城、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8师出兵讨袁。先父等一行3人到南京后，见到该师将领陈之骥、陈裕时、黄恺元、王孝缜等。他们都强调第八师兵员缺额尚多，现在还不能出兵云云。先父等无功返回上海，胡汉民、谭延阁相继复电陈述出兵的困难。同时，陈炯明派驻上海的代表覃鎏饮为袁世凯所收买，态度暖味。黄克强先生有鉴于此，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主凶赵秉钧出庭受审。处理宋案不能声讨速战，先父曾检讨其原因云：“在于各方牵制畏难太多，南京、广东尤甚”。袁世凯在对南方军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此时，国民党人才感到袁世凯已挥舞屠刀，决不能延颈受戮。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湖口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树起讨袁义帜。黄克强先生亦赴宁，任讨袁军总司令，指挥第八师讨袁，并劝说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由于讨袁军与北洋军实力之悬殊，上海与南京讨袁军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讨袁的癸丑之役，遂以失败而告终。李书城曾检讨癸丑之役失败的原因云：

　　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亡命日本

　　黄克强先生在南京兵败后，乘日轮，未在沪停留，迳驶神户，继迁住东京。先父在参加上海的讨袁会商后，遄返北京。为袁世凯所通缉，从寓所后门遁逃天津，乘船绕青岛、大连至上海。这时，陈其美、钮永建攻打制造局已败退，风声险恶。先父晤见汪精卫、马君武与张继。他们转告先父说，孙黄两先生要他随讨袁大元帅岑春煊赴粤，以图再举。不料到广州后，情况混乱，陈炯明无法控制局势。先父不得已送岑春煊到澳门。岑转往南洋，先父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日上讲堂，回复旧日学习生活。由于黄克强先生与李烈钧支持经费，先父与亡命日本之国民党人创办大森浩然庐与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之国民党人，肄业其中，文武学生有胡景伊、陈铭枢、方振武等二百余人。浩然庐由殷汝骊主办，法政学校则由彭允彝主持。殷．彭均为反袁之国会议员。学生中之胡景伊，即1925年任河南督军，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胡景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