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不渝的信从者——黄克强先生与先父李根源

辛亥革命网 2016-09-05 09:5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希泌 查看:

黄克强(兴)先生是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先父李根源有深厚的交情。先父既是他的亲密战友,又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从者。

  黄克强(兴)先生是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先父李根源有深厚的交情。先父既是他的亲密战友,又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从者。顷者,武汉大学历史系黄兴研究室为迎接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拟编印《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一书,其中有选题日:《黄兴与李根源》。承不弃葑菲,来函约我撰写此文。余安敢辞,惟余生也晚,未及亲瞻黄克强先生之丰仪,并聆其教诲。现将闻之予先父者以及先父遗著中有关记黄克强先生之资料,哀集整理以成此文,藉以表示对黄克强先生之景仰。

  辛亥革命前

  先父是在清末留学日本时结识黄克强先生的。公元1904年 ,先父考上云南省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学陆军。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清末先父东渡前在昆明高等学堂肄业,该校是清末废科举后设立的学堂,先父在该校偷读《馗书》、《革命军》和《新湖南》等革命书刊。他经常与倾向革命的同学罗佩金、赵伸、李日垓等谈论革命。由于他在国内对革命已有认识,故到日本后,一有机会遇见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克强两先生,很自然地便和他们情投意合了。公元1905年4月,先父初谒黄克强先生于东京。6月,他和振武学校全校生员一起浴海水于片濑,闻知孙中山先生在横滨,他偕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与罗佩金往谒。在座者有仇亮、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与日人头山满、富畸寅藏等。孙中山先生以“革命是艰苦事,须卖命”等大义勉励先父和杨振鸿等。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先父入盟,为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三十七人之一。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总理,黄克强先生为庶务,全权处理会务,同年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前后,以省为范围,宣传革命思想之地方刊物,有《浙江潮》、《江苏》、《四川》、《粤西》、《江西》、《河南》、《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孙、黄两先生为扩大革命宣传,再次号召各省筹办地方刊物。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留下先父和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赵仲、罗佩金和吕志伊等四人商谈办《云南杂志》事。孙、黄两先生对他们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之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励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忍缓之任务”。孙、黄两先生又指着在座的陶成章、宋教仁和宁调元对先父与杨振鸿等说:以后可随时请他们帮助,有事共同商量云云。他们当即表示一定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指示、立即进行办刊的组织与筹款工作。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先父以云南同乡会会长的关系,与赵伸同被推为干事,负责杂志社的全部工作,十月十五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由于该刊尽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贪污腐化与帝国主义之侵略野心,受到全滇人民之欢迎。该刊发行至第13期时,发行份数由3000册增至5000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云南杂志》至武昌起义后始停刊,先后共出版23期。

  1906年5月30日,先父毕业于振武学校,入日本士官学校。这时,由陈天华草拟、孙毓筠与宋教仁订正之《革命方略》已脱稿,油印分发给同党。全稿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州将兵布告》、《格除满州租税厘卡布告》、《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等15个文件。先父认为其中与中国社会多有扦格,签注意见10余条交回,孙、黄两先生颇嘉纳之。

  黄克强先生对留学生中之军入学生,尤为关心。他认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很多将掌握新军之兵权,为此,他们不宜暴露参加革命之身份。他叮嘱他们在加入同盟会后,可不与同盟会总部联系。为慎重起见,他们的入党证件均由他亲自保管。1906年,黄克强先生倡议从入盟的陆军学生中,挑选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学,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日:“丈夫团”。“丈夫团之名,盖取义于孟子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丈夫团”团员应有之品德,经先父密邀,见黄克强先生后加入丈夫团的有:李烈钧、孙传芳、钟鼎基、陈宏萼、姜登选、尹昌衡等30余人。关于“丈夫团”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据李书城回忆说:

  “丈夫团”的同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有极高的威信。”

  黄克强先生又于1908年暑假,倡办大森体育会,阴教同党以兵学。先父在会中任教。参加该会学习的,有林时壤,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张大义、杨大铸、刘九畴、李伟、杨若、包绍杰、张金三和段雄等70余人。其中焦达峰乃武昌首义后,湖南率先起义响应之领导人。

  癸丑之役前后

  民国肇建后,先父子1913年初从云南来到北京,任国会议员。同年3月20日,袁世凯派奸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窃国阴谋,暴露无遗。孙、黄两先生与在沪同志共商处理宋案办法,电约先父到沪。与会者对宋教仁被暗杀,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之罪状,举兵讨伐。先父亦表示“袁终盗国”,主张“声讨速战”。当即商定由孙中山先生密电广东胡汉民,黄克强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阁作出兵的准备,又派先父和李书城、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8师出兵讨袁。先父等一行3人到南京后,见到该师将领陈之骥、陈裕时、黄恺元、王孝缜等。他们都强调第八师兵员缺额尚多,现在还不能出兵云云。先父等无功返回上海,胡汉民、谭延阁相继复电陈述出兵的困难。同时,陈炯明派驻上海的代表覃鎏饮为袁世凯所收买,态度暖味。黄克强先生有鉴于此,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主凶赵秉钧出庭受审。处理宋案不能声讨速战,先父曾检讨其原因云:“在于各方牵制畏难太多,南京、广东尤甚”。袁世凯在对南方军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此时,国民党人才感到袁世凯已挥舞屠刀,决不能延颈受戮。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湖口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树起讨袁义帜。黄克强先生亦赴宁,任讨袁军总司令,指挥第八师讨袁,并劝说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由于讨袁军与北洋军实力之悬殊,上海与南京讨袁军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讨袁的癸丑之役,遂以失败而告终。李书城曾检讨癸丑之役失败的原因云:

  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亡命日本

  黄克强先生在南京兵败后,乘日轮,未在沪停留,迳驶神户,继迁住东京。先父在参加上海的讨袁会商后,遄返北京。为袁世凯所通缉,从寓所后门遁逃天津,乘船绕青岛、大连至上海。这时,陈其美、钮永建攻打制造局已败退,风声险恶。先父晤见汪精卫、马君武与张继。他们转告先父说,孙黄两先生要他随讨袁大元帅岑春煊赴粤,以图再举。不料到广州后,情况混乱,陈炯明无法控制局势。先父不得已送岑春煊到澳门。岑转往南洋,先父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日上讲堂,回复旧日学习生活。由于黄克强先生与李烈钧支持经费,先父与亡命日本之国民党人创办大森浩然庐与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之国民党人,肄业其中,文武学生有胡景伊、陈铭枢、方振武等二百余人。浩然庐由殷汝骊主办,法政学校则由彭允彝主持。殷.彭均为反袁之国会议员。学生中之胡景伊,即1925年任河南督军,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胡景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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