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敏：路上的急行者

▲工作中的戴敏。　　侨报记者筱雨摄

       4月下旬的北京阳光和煦，《中美关系新战略》、《中美商务新战略》作者之一的旅美华人戴敏在位于首都大酒店的办公室内接受了侨报记者筱雨的专访。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敌人”，从一名国家级艺术团体的歌剧演员到事业有成的商业咨询顾问，从拥有自己公司的女强人到与美国丈夫一起潜心著述，创建“美中关系新学派”……戴敏就像一位路上的急行者，带给身边人不断地惊讶与惊喜。

　　将门之后 祖父曾助孙中山推翻清政府

　　戴敏的祖父戴凤祥是中国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曾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最早期的现代军事教育家之一，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崇。

　　戴敏介绍，爷爷是保定军校毕业，经历过北伐和军阀割据，身为军官，早年支持共产党。中共执政后，戴凤祥留在了湖南长沙。“老人是在我三、四岁时候去世的”，戴敏对祖父的记忆只停留在儿时，那时，“他总是身着长袍，头发剃得光光的，目光炯炯，高大挺拔的身影始终是一副军人的气派”。

　　戴敏的父亲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桥梁工程，毕业后从军，授国民党少校级军衔。解放战争时期，戴敏的父亲与部队一起起义投诚共产党，并一直留在大陆。戴敏的母亲虽然出身大地主家庭，但也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新女性，因此解放后，母亲成为长沙红旗小学的一名音乐和语文教师。夫妇二人共孕育了三姊妹，出生于1957年的戴敏是老大。

　　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戴家三姊妹快乐地生活着，一直到文革前。“妈妈从小就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故事，还和爸爸带着我们一起唱歌，家里经常可以听到愉快的歌声”，戴敏微笑着向记者回忆着，那眼神仿佛已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幸福的时期，“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就在那时培养了我对中文和音乐的特殊爱好”。

　　出身不好 终凭出众才艺成为人民一员

　　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戴家平静的生活。在这场十年浩劫中，戴敏的父母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而戴敏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从小就背负着“出身不好”的包袱。

　　除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妈妈出身大地主家庭，外公是被枪毙的外，“我的一个姓卫的姨夫到台湾后，做了蒋介石的秘书；一个叔父是台北大学的教授，另一个叔父则是高雄港务局的副局长，还有姨妈在美国”，种种“海外关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使戴敏被划归“阶级敌人”的行列，永世不得翻身。

　　从小矮人一截的戴敏最终还是成为了“人民的一员”。“那时候，我从小学到中学始终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很活跃。由于表现优秀，我最终被长沙牙刷厂派驻红旗小学校的工宣队特批为‘红小兵’，当时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戴敏笑着回忆，还向记者学着工宣队负责人当年宣布此事的口吻。

　　1976年，四人帮倒台，刚刚高中毕业的戴敏凭着出众的文艺才能，考上了湖南衡阳市歌舞团。

　　考入北京 与知名华人音乐家谭盾同期

　　在衡阳市歌舞团工作了两年，戴敏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那时候，政审已不是很严格了，加上国家级艺术团体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急需青年演员的补给”，戴敏解释。

　　当年，一些国家级艺术团体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湖南省有两名考到北京，除戴敏外，担任长沙市一中宣传队乐队指挥的谭盾考上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如今的谭盾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华人音乐家。

　　进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后，戴敏边演出边学习。从1978年至1988年戴敏出国，她曾参与过《红岩》、《小二黑结婚》的等多部歌剧演出。

　　这十年间，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众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自嘲“天生少根筋”的戴敏却在经历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之后，依然对此并不热衷。

　　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中国歌剧舞剧院文革后首次兴建两栋新宿舍，已到剧院多年的戴敏有幸分到了一套与他人合住的宿舍。但当一对夫妇请求单身的她将来之不易的房子让给他们时，戴敏想也没想就同意了，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直到我搬出新楼，住到旁边的平房后，才发现上厕所要跑到很远的公共厕所，冬天户外的水管会结冰冻住，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戴敏看似抱怨地说。

　　“这可能就是我的命，我的人生有时候变得艰难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没有选择看上去很舒服的路”，已过半百的戴敏回首过往，向记者感慨。

　　广交朋友 歌剧演员成为商业咨询精英

　　1988年，在一个由德国基金会赞助的项目中，戴敏幸运地获得奖学金，到柏林大学接受了6个月的声乐培训。之后，她又赴英国伦敦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表演。半年后，戴敏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美国，并在德州大学学习声乐和戏剧，研究美国蓝调和爵士乐的社会影响。

　　在德州大学期间，适应力极强的戴敏依然活跃异常。凭借丰富的舞台经验，她在当地成功举办了两场个人音乐会，不仅才华得到广泛认可，还由此与当地很多政商名流结交。

　　在德州第三年，戴敏凭借其优秀的英语，应聘到了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中英文翻译职位。这份翻译工作让戴敏赚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但对金钱缺乏敏感度的她，没有将这些钱用于置业或投资，而是立刻搬到纽约，开始筹划个人音乐会。

　　在纽约，戴敏成功举办了多场个人音乐会，还当过独立电视制片人。直到所有积蓄花光，她才想到还要赚钱生活。“我对在美国的生活那时一下子就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她自嘲地说。

　　于是，戴敏再次凭借语言能力，在联合国总部谋得一份工作，负责向所有到访者介绍联合国的背景和情况，其中有不少中国政商界的代表团。有中国企业代表提出希望她出面安排会议，寻求与美国相关企业的合作机会。

　　“一开始，我什么也不懂，人家要我安排，我就打电话给我在华尔街的朋友。后来会议成功了，生意成交了，他们会付钱给我。我才发现这完全是一种商业运作”，戴敏告诉记者。随着这样机会的增加，其口碑越来越好，她也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商务咨询业务，并与美国第一流的律师事务所Detchert Price & Rhoads 合作在纽约洛克菲尔中心设立办公室。这些年，戴敏边干边学，在提供咨询业务的同时还专门进入哈佛大学等学校进修商业管理。

　　在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商务咨询后，戴敏对她称为“真枪实弹”的外汇交易产生兴趣并进入华尔街学习操盘交易。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经历使其在20年后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外汇交易技术在中国的首席代表。

　　夫妻恩爱 共同创建“美中关系新学派”

　　上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兴起，戴敏和几个合伙人决定成立网络平台公司。因为公司注册事宜，通过朋友的推荐，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约翰·米勒-怀特。

　　认识第二天，怀特便向戴敏求婚，因为怀特认为戴敏就是他等待了多年的人，“具有难以形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的力量”。不过，戴敏却让怀特等了7年才同意结婚。“结婚只是一种形式，我不认为一张结婚证书能够证明我们的感情”，“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是朋友，合伙人和相互之间最苛刻的批评者”，戴敏解释。

　　戴敏与怀特十分相爱，但他们的爱并不是整天卿卿我我，而是两个人在精神、思想、个性上的相互尊重和认可。“他就像一枚有着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丰富的知识，我们之间存在不间断的交流与充满激情的争论”，戴敏告诉记者，只有旗鼓相当才能维持。

　　与这样一位在戴敏眼中堪称天才哲学家、思想家的男人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注定是不寻常的。“他的思想是天马行空，完全没有任何约束的，这就决定了我必须给予他很大的个人空间”，作为成功职业女性的戴敏在与怀特一起生活后，两人的资源和智慧获得整合，也因此成为其人生新起点。“他是一个天才，一个伟大的人，我们进行的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戴敏说。

　　戴敏所说的“伟大事业”就是他们夫妇二人撰写的关于美中关系的七部系列丛书以及此在基础上创建的“美中关系新学派”。4年来，怀特夫妇为这一事业付出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虽然甚感疲惫，但“美中关系新学派”的建立、成长足以使戴敏欣慰，“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在死后留下我们的著作和一个系列理论。这一个系列理论将会影响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思想，影响当代和未来美中两国决策者自的观点和看法，为世界留下一笔精神的财富”。

　　当然，在怀特夫妇的生活中，也并非只有严肃的话题，轻松幽默的氛围也时常萦绕在其身边。

　　据说，每次与戴敏发生小争执后，怀特就会像个孩子似的蹿到床上，用速写笔很快画出一幅风趣的漫画，把戴敏逗笑。

　　“瞧，这些都是他画的，每幅画都有一个故事”，戴敏翻开其中一幅漫画说，“这张画里的兔子是我，有一次我的鞋跟断了，他看我一蹦一跳的，就叫我兔子；画面中的大象是他，因为他很高大，大象用鼻子卷着牙刷是因为他抽雪茄，气味很重，所以我总要求他刷牙。”大象与兔子的故事是将来空闲下来后戴敏想要发表的约翰的哲学卡通故事之一。

　　对于未来，戴敏与丈夫也有着美好的憧憬：“退休后，我们想在意大利买一幢临湖的小房子，我们可以在那里绘画、聊天、看书或写作；我们还要领养一个小孩，养一条小狗……”